维克多-亨利中校乘出租汽车从宪法路海军大楼回家；三月里阴暗的暴风雨天气，和他当时的心境十分相象。今天下午在作战计划处的斗室里，他从上级嘴里听到一个很意外的消息，据他这个老于世故的人估计，这样一来他的锦绣前程可能就此葬送。现在他不得不跟他妻子商量，马上作出决定；然而，他对她的见解又毫无信心。

罗达-亨利虽已四十五岁，却依旧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只是她太会唠叨，这给她的判断力罩上一层阴影。在她丈夫看来，她的这个缺点很难原谅。她并不是糊里糊涂嫁给他的。在求婚进行得白热化的当儿，他们俩曾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军人生活。罗达-格罗佛当时声称，所有的缺点——长时间的别离，缺乏真正的住所和正常的家庭生活，根据制度一点一

点慢慢地往上爬，见了地位略高的人的妻子必须卑躬屈节——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会使她不安，因为她爱他，因为海军是一种光荣职业。她这些话都是在一九一五年说的，那时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军装在闪闪发光。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她早已把那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曾经警告过她，往上爬是困难的。维克多-亨利不是海军家庭出身。顺着滑溜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时候，在每一个梯级上都有海军上将的儿子和孙子挤他。然而在海军中每一个熟悉帕格-亨利的人，都说他有前途。直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稳步上升。

他读高中的时候，曾写给众议员一封信，使他得以进海军学院，这封信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所以引证如下。他很早就显示出他的品格。

亲爱的先生：

我从高中一年级开始，曾先后写给您三封信，向您报告我在索诺马郡中学的学业成绩，您也很客气地写给我三封回信，所以我希望您还记得我的名字，也还记得我想进海军学院的雄心壮志。

现在我高中快毕业了。写出自己的全部优良成绩，看起来仿佛有点不够虚心，不过我明白您一定能体谅我这样做的苦心。今年我是橄榄球校队队长，打后卫，同时我也参加了拳击队。

我已被选入亚里斯塔学会。数学、历史和几门自然科学，我都是奖金候选人。我的英语和外国语（德语）分数没有这么高。可是我是校里小小的俄语俱乐部干事。俱乐部里的九个会员虽然是本地居民，但他们的祖先都是很久以前俄国沙皇让他们定居在罗斯要塞的。我最好的朋友在俱乐部里，因此我也参加了，学习一点俄语。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我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低下的。

我的终生目标是做一个美国海军军官为国效劳。我不能清楚说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中并没有人干航海这一行。我父亲是伐水杉木的工程师。我一向不喜欢伐木，却始终对轮船和大炮感兴趣。我往往特地到旧金山和圣地亚哥去观看停泊在那里的军舰。我用自己的私蓄买了二十几本关于海上工程学和海战的书，进行研究。

我知道您这里只有一个名额，而在我们这个区里，申请的人一定很多。要是您发现有人比我更够条件，那么我就去报名参加海军，让自己从行伍出身。然而，为了让您考虑我的要求，我曾作了认真的努力，我深信我是问心无愧的。

非常尊敬您的学生

维克多-亨利

一九一年五月五日

五年以后，亨利用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赢得了他的妻子，虽然她身材比他高出两英寸，虽然她有钱的父母认为亨利配不上她：他只是个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矮胖的海军士官生，橄榄球队后卫，没有家产，没有门第。他追求罗达的时候，倒是曾经把那浸透灵魂的个人野心撇在一边，显示出无比的柔情、幽默、体贴和潇洒的风度。一、两个月以后，罗达简直无法从嘴里吐出“不”字。世俗的细节如身材的高矮等，早已不放在她眼里了。

然而，从长远看，一个美丽的女子老得低头看自己的丈夫，那总不是什么好事。一些高个儿男人觉得这样的一对儿未免有点滑稽，会想方设法勾引她。罗达虽说是个非常规矩的女人，在这一点上禁不住要心旌飘摇——只是不到发生麻烦的程度——有时甚至还腼腆地有意挑逗人。亨利是个出名冷酷无情的铁汉子，使那些看上他妻子的男人见了寒心，不敢贸然下手。他也真有驾驭罗达的本领。尽管如此，这个身材上的缺陷却使他们夫妻经常发生龃龉。

笼罩在这对夫妻上的真正阴影是亨利中校怪罗达言而无信，把他们婚前的谅解一古脑儿丢在脑后。她倒是尽了一个海军妻子的本份，可是她抱怨得太多、太响、太没有道理。每到一个她不喜欢的地方，譬如说马尼拉，她就会一连几个月唠叨个没完没了。她不管到哪里，总要埋怨一通，不是天气太热，就是天气太冷，或是天气下雨，或是天气太干燥，或是讨厌用人、出租汽车司机、商店售货员、女裁缝、理发师，等等。听罗达-亨利每天那么喋喋不休，就仿佛她的生活是一场搏斗，天天得跟办事效率太低的世界和恶劣的天气拚个你死我活。这只是女人们的老生常谈，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夫妻间的交往主要是谈话而不是性爱。亨利最讨厌无病呻吟。他越来越多地用沉默作答。它可以盖住声音。

另一方面，罗达有两方面使他满意，他认为一个做妻子的就应该这样：既是妖艳的女人，又是能干的主妇。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她很少有使他不动心的时候。而这些年来，他们也搬过不知多少次家，每到一个地方，罗达总能把住室或公寓布置得舒舒服服的，有滚烫的咖啡和可口的食物，房间总是打扫得很干净，床铺总是叠得很整齐，花瓶里总是插着鲜花。她也有一些迷人的小手段，在她兴致好的时候能变得非常可爱，非常讨人喜欢。维克多-亨利接触的妇女虽然不多，但他知道她们大多数是爱好虚荣、一天到晚叽叽呱呱的邋遢货，不象罗达那样也有好的一面来补偿缺点。他坚定不移的看法是∶罗达尽管有缺点，但如果拿她跟一般妻子相比，他真可以说娶了个好妻子。这是毫无问题的。

可是在忙碌了一天以后回家的路上，他总是无法预料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罗达，是可爱的罗达呢，还是唠叨的罗达。在一个象今天这样的紧要关头，她兴致的好坏将起很重要的作用。遇到她兴致不好，她的判断是粗暴的，往往也是愚蠢的。

他一踏进家门，就听见她在装有暖气的玻璃廊子上唱歌，这廊子通向客室，晚饭前，他们通常先在这里喝一杯。他看见她正在插花，拿了一束水仙往那只在马尼拉买的深红色花瓶里放。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褐色绸衣，腰上束着一条大银扣的黑皮带。她的一头黑发烫成波浪式，披在耳朵后面。在一九三九年，这是一种连中年妇女都喜爱的发式。她那欢迎他的目光里充满爱意和欢乐。看见她这样，他心里马上好过多了；他一辈子都有这样的感觉。

“哦，瞧你。你干吗不预先告诉我一声基普-托莱佛要来？他送来这些花，幸亏还打来一个电话。我象个打杂女工似的，在屋里忙了好半天啦。”罗达随便闲谈的时候，声调高亢，象一般神气的华盛顿妇女那样。她的声音很好听，略略带点沙嗄，她这些轻轻吐出来的字句，往往给她的说的话加重了语气，并给人以富于才华的幻觉。“他说他可能稍微迟到一会儿。咱们先喝一小杯，帕格，好不好？调酒的家什都在那儿。我都快渴死啦。”

亨利走到有轮子的酒吧旁边，开始调马提尼酒。”我叫基普顺便进来坐一会儿，好跟他谈谈。这不是一次社交性拜访。”

“哦？要不要我回避呢？”她朝他微微一笑，笑得很可爱。

“不，不。”

“好极了。我喜欢基普。嘿，刚才我听到他的声音，真是大吃一惊。我满以为他还在柏林呢。”

“他已经调离了。”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谁接他的职务，你知道吗？”

“还没人接他。先由空军武官助理暂代。”维克多-亨利递给她一杯鸡尾酒。他一屁股坐在一把棕色的柳条圈椅上，两只脚搁在绒脚垫上，呷着酒，心情又阴暗起来。

罗达对她丈夫的沉默寡言已经习以为常。她早已一眼看出他的不佳心境。维克多-亨利平时总是把腰板挺得笔直，除非是在痛苦和紧张的时刻。那时候他就会弯腰屈背，好象还在踢橄榄球似的。刚才他进屋的时候就驼着背，就连这会儿坐在圈椅上搁起了脚，他的背仍有点儿驼。直溜的黑发搭拉在他的前额上。他虽已四十九岁，头上却几乎没有一根白头发，他身上的黑色运动裤、棕色运动服和红色蝴蝶领结适合于比他更年轻的人。这是他的小小虚荣心，只要不穿军装，总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他的强健的体格帮了他的忙，使他看上去不觉得刺眼。罗达从他发青的棕色眼睛周围的皱纹上看出，他已经很疲倦，而且心事重重。可能是长年累月在海上-望的结果吧，亨利的眼眶周围总有一道道象是因笑而起的皱纹。陌生人见了，会误以为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还有酒吗？”他终于说。她给他倒了一杯酒。 “谢谢。喂，我忽然想起，我曾写过一份关于战列舰的备忘录，你知道这件事吗？”

“哦，我知道。是不是有反应了？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

“他们今天把我叫到海军作战部长的办公室去了。”

“老天爷，去见普瑞柏尔吗？”

“普瑞柏尔本人。自从好些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号’上跟他分手以后，一直没有见过他。他发胖了。”

亨利把他跟海军作战部长谈话的经过告诉了她。罗达的脸上露出严厉、阴郁、困惑的神色。“哦，我明白了。你是因为这个才叫基普来的。”

“一点不错。你对我去当武官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你何时有过选择的权利？”

“他给我的印象仿佛我可以选择。我要是不接受这个工作，下一次也许能到一艘战列舰上去当副舰长。”

“天哪，帕格，这才象话！”

“你喜欢我回到海上去？”

“我喜欢？我的意见什么时候起过作用？”

“不管怎样，我要听听你到底喜欢哪一样。”

罗达迟疑了一下，乜斜着眼打量着他。“呃——我自然喜欢到德国去。对我来说，这比你乘了‘新墨西哥号’之类的军舰在夏威夷周围巡逻，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里要有趣得多。德国是全欧洲最可爱的国家。人民都那么友好。德语曾经是我的主要外国语，你知道，可那是不知多少年前的事了。”

“不错，我知道，”维克多-亨利说，皱起眉头微微一笑，回家以后他还是头一次露出笑容。“你的德语学得很好。”他

回想起他们新婚度蜜月时怎样一起朗诵海涅的爱情诗的情景。

罗达含情脉脉地斜瞟了他一眼。“呃，都取决于你。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非离开华盛顿不可的话——我揣摩那些纳粹分子都有点儿丑恶和可笑。不过曼琪-纳德逊到德国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她一直说，那地方依旧好得很，物价便宜，用他们给你的旅游马克可以买不少东西。”

“不错，咱们毫无疑问可以好好乐一阵。问题是，罗达，这样一来，会不会把我的前途完全给葬送了。接连两任岸上职务，你明白，尤其在这个阶段——”

“哦，帕格，你会取得四条杠杠的。我知道你会的。到时候，你也会当上战列舰指挥官的。天哪，你有那么多奖旗，还有那么好的鉴定书——帕格、也许海军作战部长的意见是对的？说不定那儿会爆发战争。到那时候你的工作就重要了，对不对？”

“那是无稽之谈。”帕格站起来拿了块干酪吃。“他说总统现在要求把最棒的人安插在柏林当武官。好吧，就算相信这一点。他还说，这不会影响我的前途。这话我就没法相信。评选委员会在你的履历上首先注意的——现在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是你在海上服役的时间多长。”

“帕格，你断定基普不在这儿吃晚饭？吃的东西有的是。华伦要到纽约去了。”

“不，基普要到德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真见鬼，华伦怎么又要到纽约去了？他回家才三天。”

“问他吧，”罗达说。

前门砰的一声，跟着是快而坚定的脚步声，无疑是华伦来了。他走进廊子，一只手里拿着两个壁球拍挥了一下，向他们打招呼。“嘿。”

他身穿一套灰色运动衫裤，因为刚打完球，晒得黑黑的瘦削的脸上容光焕发，头发有点蓬乱，薄薄的嘴里斜叼着一支烟卷，看上去完全是那种不受家庭约束、大学一毕业就从父母的生活中消失的孩子。帕格到现在仍旧有点纳闷：华伦吃船上那种伙食，怎么能越长越结实。他那细长的孩子身材日渐长得高大魁伟。这次回家，他的黑头发里已经疏疏落落地有了几根早熟的白发，使他父母见了很为惊奇。维克多-亨利有点羡慕华伦身上晒成黝黑的皮肤，因为它说明很多东西：驱逐舰上的舰桥，网球，奥阿胡岛的青山，特别是在宪法路数千英里外的海上值勤。他说：“我听说你要到纽约去？”

“是的，爸爸。我能去吗？我的副舰长刚到华盛顿。我们要到那儿去看几场戏。他是个真正的爱达荷农民，从来没有到过纽约。”

亨利中校不高兴地咕噜一声。华伦真要是巴结他的副舰长，那当然不坏。做父亲的只怕有什么女人在纽约等他。华伦本是学院里的优等生，可是偷偷外出的次数太多，几乎影响了他的毕业鉴定。他的背部受过重伤，据他自己说是在一次摔跤中受的伤，但另外的说法是，他在跟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人胡搞，半夜里撞车受了伤。做父母的从来不曾在他跟前提起过那女人的事；一部分原因是不好意思——他们都是循规蹈矩的教徒，对这样的话题难于启齿——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心中明白，跟华伦谈这类事完全是白费劲。

门铃响了。一个头发花白的仆人穿着一身白制服，穿过客厅出去开门。罗达站起来，用她的纤手拢了拢头发，轻轻掸了掸穿着绸衣服的屁股。“还记得基普-托莱佛吗，华伦？大概是基普来啦。”

“嘿，当然记得。在马尼拉时候就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个高个儿海军少校。他这会儿在哪儿服役？”

“他在柏林当海军武官，刚刚离职，”维克多-亨利说。 华伦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低声说：“天哪，爸爸，他怎么干起这一行来了？在大使馆里当公务员！”罗达瞧了她丈夫一眼，她丈夫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托莱佛中校来了，太太，”仆人在门口说。

“哈罗，罗达！”托莱佛大踏步走进来，伸出他两只长长的胳膊；他穿着一身非常合身的军礼服：一件镶着金纽扣的蓝色上装，上面别着好几枚勋章，一条黑色领带，一件笔挺的白衬衫。“嘿，老天爷！你比在菲律宾时候年轻十岁。”

“哦，瞧你说的，”她说，两眼闪闪发光，让他在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哈尔，帕格。”托莱佛举起一只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掠了一下他那正在变白的浓密卷发，瞪着眼看那儿子。“说句心里话，这是您的哪一个孩子。”华伦伸出一只手去。“哈罗，先生。猜猜看。”

“啊哈。是华伦。拜伦笑起来不是这样的。还有红头发，我想起来了。”

“您猜对啦，先生。”

“罗斯迪-特雷纳告诉我说，你在‘莫纳根号’上服役。拜伦在干什么？”罗达在沉默一会儿之后，这时兴高采烈地说起话来。“哦，拜伦是我们家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基普。他在意大利学美术。你也应该见见梅德琳！都成大人啦。”华伦说了声“对不起，我失陪了，先生，”就出去了。

“美术！意大利！”在托莱佛的瘦削而英俊的脸上，一道浓眉往上一扬，两只钻蓝色的眼睛张得很大。“呃，那倒是很浪漫。喂，帕格，你几时开始喝酒的？”托莱佛接过一杯马提尼酒，看见亨利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就这样问。

“怎么，基普，我在马尼拉就喝上酒啦。喝得挺凶。”

“是吗？我忘了。我只记得在学院里你最反对喝酒。连烟也不抽。”

“嗯，我很早以前就开戒了。”

维克多-亨利自从他襁褓中的女儿死后，就开始喝酒抽烟，渐渐上了瘾，早已把他严厉的监理会教徒父亲要他戒烟戒酒的谆谆嘱咐丢在脑后。这个话题他是不喜欢展开讨论的。托莱佛微微一笑，说道：“你星期天也打牌了？”

“没有。我还没改掉这个傻脾气。”

“别说这是什么傻脾气，帕格。”

托莱佛中校开始谈起在柏林当武官的工作。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会喜欢德国的，罗达也会喜欢。你要是放过这样的机会，真太傻了。”

他的胳膊肘放在椅子两边扶手上，一只脚干净利落地搁在另一只脚上，他的谈吐还象过去那样娓娓动听。直到现在他依旧是帕格那一班最漂亮的同学之一，但也是最不幸的一个。海军学院毕业后两年，他在一次舰队的军事演习中出了事故。他当时是一艘驱逐舰的总值日军官1，正好海上起了风暴，时间又在夜里，一艘潜艇事先没有发出警告，忽然在他前面一百码的地方浮出海面，结果就和驱逐舰撞上了。责任并不在他身上，也没人受伤，普通军事法庭只给他记过处分。但这个处分却阻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的前程。他一边讲话一边喝酒，在约莫十五分钟内喝了两杯马提尼。

1舰上总值日军官在值日期间代表舰长负责管理全舰工作，除副舰长外，舰上一切人员都应服从他的命令。

后来维克多-亨利向他打听纳粹的情况，问他应该怎样跟他们打交道，基普-托莱佛忽然把身体坐得笔直，做手势时把弯曲的手指也伸直了，他的语气变得很坚定。国家社会党上了台，他说，其他的德国政党下了台，就象在美国民主党上台、共和党下台一样。这是从一个方面看问题。德国人喜爱美国，拚命要获得我们的友谊。帕格只要把他们当人看待，那么他就会发现条条渠道都对他敞开，情报会源源而来。报刊上有关新德国的评论都歪曲了事实。等帕格跟那班记者混熟以后，就会明白里面的原因——他们大多数都是心怀不满的左倾分子和酒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