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顶着烈日在广场上散步，引得一些居民偷偷地朝他望。他买了份冰激凌，女售货员一声不吭就收下了他的钱。奥斯威辛和华沙完全不同：这是座低矮的城市，到处是淡褐色的建筑物，有一副穷乡僻壤不欢迎陌生人的神气。拜伦巴不得离开这里。当汽车驶进一片平坦的绿色田野，在沿河的一条肮脏的道路上行驶时，娜塔丽告诉他说，斯鲁特发了火，也吃了一惊，尽管她把所有的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斯鲁特还是对拜伦的头脑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我看他是得了神经病了。”她说“你看他是不是怕德国人？”

“你看，这么样离开他有点失礼。”

她朝拜伦奇怪地瞟了一眼，说：“这完全不是什么失礼问题。要知道，我们在一起一直谈到清晨，他应该讨厌我了。”

“什么？我看见你是三点回来的。”

“不错，可是后来他又从走廊里给我打电话，说他疲劳过度，睡不着觉，我又下楼和他出去了。”

“原来如此。那你一定累坏了。”

“怪得很，我觉得挺舒服，在飞机上打了个瞌睡，现在又有这么新鲜的郊外空气！波兰的空气闻起来那么美妙。我在书上从来没读到过这个。”

“波兰是第一流的国家，”班瑞尔用英语说，一边拿手捋了捋胡子。“强壮的人民。希特勒一个大威胁。不要战争。”

拜伦在梅德捷斯度过的这段时间，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好象去了趟月球一样。虽然有常见的教堂耸立在常见的小丘上，可是村民差不多都是犹太人。梅德捷斯是由一簇建在弯弯曲曲的狭窄土路或石子路边上的房子组成，有些是圆木的，有些是灰泥的，只有少数砖房，一路倾斜下去通向一片平坦的绿色草地和一条蜿蜒的河流。在离镇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幢式样象法国城堡的大房子，没有屋顶，在河岸边荒芜着。那个贵族之家已绝了后，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了难，但是这个村镇却保存了下来。杰斯特罗一家和他们的亲戚似乎占了梅德捷斯的一半。他们簇拥着娜塔丽和拜伦，兴高采烈地把他们从一家带到另一家。昏暗的房子里面都差不多：小房间，大炉灶，笨重而光亮的维多利亚式家具，花边窗帘；每家房子都有一群孩子，从地下爬的婴儿到少年儿童年龄不等；一张张桌子都摆满了酒、蛋糕、茶、糖块、伏特加和鱼。这一切都没法儿拒绝。呆了一会儿，因为没看见厕所，拜伦感到很不舒服。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别人说的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在他看来，好象所有的犹太人都在不停地同时讲话。娜塔丽和那些穿黑上衣、黑裤子、笨重靴子、留长胡子的男人谈话，和那些没有涂脂抹粉、劳累过度、穿了拖到脚踝的朴素衣裙的女人们聊天；他们好象都被她迷住了。每座房子外边，都围了一大群人，他们隔着窗子参加谈话。两位国人的来访，显然是战后梅德捷斯最重大的一件事。

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没有人行道，没有商店，没有电影院，没有汽车库，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没有路灯，没有救火龙头，没有广告牌；除了沿河的一排电线杆外，没有一种声音或一种景象能把这个城镇和二十世纪联在一起。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是唯一从这个地方移居外地的一代人。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锡耶纳大主教的高雅朋友，在这儿生活到十五岁。那时候，他看来就象这些苍白、瘦弱、勤学的男孩子一样，戴了顶黑色大便帽，耳边留着鬈发！拜伦不能想象这些人怎么看待他，但是他们对他象对娜塔丽一样热诚，不过用手势和微笑来代替对她的滔滔不绝的谈话。（第二天娜塔丽告诉他，她把他说成是自己的保护人，是埃伦叔叔派来的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们毫不怀疑就相信了，既然美国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同样地不同寻常、使人吃惊和不可思议。

那天晚上，关于睡觉的安排也和所有事情一样新奇。拜伦被安置在拉比的家里。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全村有一半人都参加了，有那么一会儿村里的神父也参加了，他长着棕色胡子，要不是秃顶、穿了黑袍子，模样儿可真象班瑞尔，他的突然出现，使每个人都冷静下来。人们谈论的语言改成波兰语，后又改成德语，最后这个语言拜伦是很懂得的。神父想对不信犹太教的美国人殷勤款待一番，班瑞尔靠拜伦用德语及时帮忙，想法把他的邀请岔了开去。神父离开后，人们就围着班瑞尔和拜伦胜利地欢呼。这位美国人由一群犹太学校的男孩子护送，在歌声和掌声中朝拉比的砖房走去。领头的就是新郎自己，一个十八岁左右、脸色苍白、留着稀疏山羊胡子的小伙子。

拉比和他的妻子想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那是一张黑色的四柱大床，上面摆着大枕头，但是很显然，这是屋里唯一的一张大床，拜伦不肯睡。这又引起了一阵意第绪语的讨论。这座房子的第二间卧室里有两张床、一块铺上褥子的板铺搁在两张椅子上，房间里面已经有五个嘁嘁喳喳的女孩子，在商量的时候，她们就开始羞红了脸，笑起来。好象他们打算让拜伦睡到其中的一张床上去。显然，再想不出别的体面的办法了，他最后还是睡到了正屋的地板上，这个房间既是客厅又作饭厅，周围摆满了大本儿皮封面的书。拉比给了一床羽毛垫子让他睡，因为六个从克拉科夫犹太学校回来的男孩子也和他一起躺在同样的垫子上。他也就不觉得委屈了。说真的，他在梅德捷斯拉比家的地板上睡得比在华沙的欧罗巴大旅社里还香。他发现羽毛垫子倒是能催眠的。

第二天，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娜塔丽绕着村镇闲逛，从田野沿着河边走，经过一座古老的墓地，一直到那座大房子的废墟。婚礼的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所以这家人今天就让两位客人自己玩玩。梅德捷斯狭窄、泥泞的街道——夜间下了场大雨，拉比家屋顶上哗啦哗啦的雨声，使拜伦睡得更香——充满秋天干草和成熟水果的芳香，在那些自由自在地游荡的鸡、鸭、牛、羊的气味衬托下，这阵芳香似乎分外强烈。一些家禽遭到了恶运，片刻前还高高兴兴地在早晨的阳光下大摇大摆地散步，过了一会儿，就已被嬉笑着的孩子们抓住，嘎嘎叫着，扑打着翅膀，进了屠宰场。在房子和谷仓后面的田野上——这些谷仓大部分是单间的圆木建筑物，有厚厚的黄色稻草屋顶——成群的牛马在草地上吃草，草长得很高，夹杂着野花，在微风中荡漾。水虫有缓缓流动的棕色水面上滑动。鱼儿跃出河面，溅起水花，但是没有人钓鱼。

娜塔丽告诉他说，她和家里人谈话谈了半夜。对她来说，她听到的大部分都是新鲜事儿。她父亲总爱追述华沙的往事，要比对他的出生地谈得多。由于她只想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所以在孩提时代就已对所听到的一点点儿东西感到腻烦了。在这个村镇里，埃伦叔叔和她父亲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在美国都有了成就。关于埃伦-杰斯特罗、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一个天文学家，一个癌病专家；在波兰语和意第绪语中“教授”这个词儿的意思是含糊不清的。除班瑞尔外，没人知道埃伦曾写过一本关于耶稣的名著。娜塔丽猜想，埃伦的堂弟好不容易才没把这个成就声张出去。班瑞尔（这是他的原名乔彻南的昵称）在当地是个出人头地的人物。当他还在克拉科夫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作贩卖蘑菇的生意，后来兼作其他出口买卖，生意兴隆，终于把家搬到了华沙。但他又把儿子送回到克拉科夫的犹太学校读书，并在梅德捷斯他的表姐妹那里给他找了个新娘。这许许多多的杰斯特罗们和村里的其他居民一样，是靠种地和到奥斯威辛及克拉科夫市场上出售奶制品生活的。

娜塔丽曲在这幢破房子里爬来爬去，探索着前进，一会儿没了影儿，后来踏穿了一块腐朽的地板，从十到十二英尺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拜伦听见了木板破裂的声音、她的尖叫和砰的一声响。他连忙去找她。她象个摔坏的洋娃娃似的趴在那儿，裙子翻起，露出系吊袜带的白腿。她正摔在一片烂泥和厚草上。不管这里的地板曾经是什么样的——也许是镶板的，或者大理石的——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了。拜伦替她拉下裙子，扶她坐起来。她神志倒还清醒，不过吓呆了，脸色发青。过了一两分钟，她的脸色才转过来，两眼又恢复了那种活跃而调皮的神情。她摇了摇头。“老天爷，真把我摔得头昏眼花，拜伦。我想这下子可完蛋了。”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哎呀，真吓死人。我没事儿了，扶我起来吧。” 她走起来一瘸一拐。她说左腿膝盖不听使唤。她挽住了他的胳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靠到他的身上。拜伦曾劝过她别去爬那腐朽的楼梯，这一笑就算认了错，他当然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很担心她的伤，同时也还一直为她随口透露的前天晚上和斯鲁特一直呆到清晨这件事生气。可是不管怎么说。在河边这座阳光灿烂、洋溢着苹果芳香的果园里，有这个姑娘倚在他的身上，对拜伦来说，简直就是世上他所渴望的最大幸福。就这么搂着她，也比任何别的姑娘给过他的任何快乐还要甜蜜。凡是一个姑娘身上使人想望的东西——谜一样的目光，面颊上柔和的线条，动人的嘴唇，突然迷人的一笑，丰满的身材和细嫩的皮肤——对拜伦说来，娜塔丽-杰斯特罗的全身就是由这些可爱的优点所构成，闪耀着夺目的光彩。不错，她出身于梅德捷斯的奇怪的犹太家庭，她显然是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冷酷男子的情妇，她不过是个身体结实的普通姑娘——她身子的确很重，这时正倚在他的身上，一瘸一拐地走着——脾气有些执拗，并有顽皮姑娘的那种并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粗野的逞能劲儿，所有这些缺点恰恰使她成为娜塔丽-杰斯特罗，而不是那个他十一二岁以来就梦寐以求的十全十美的姑娘。他的十全十美的姑娘实际上和大多数男孩子所梦想的姑娘一样，得是个金发碧眼女郎，有点儿性欲狂。现在她已经消失，这个带刺儿的褐色犹太姑娘占了她的位置。这里只有他们两人，在波兰南部一条小河的岸边，在金色的阳光之下，在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之间，一英里之内看不到任何房子。

“回去得走多半天啊！”她说。

“我试试把你背回去。”

“什么，背我这么个大个儿？得把你压扁了。我要是不长这么胖就好了。这可真让人讨厌死了。”

“我不觉得讨厌，”拜伦说。

他们走过一条没人使的平底船，船里有半舱水。“咱们把这个利用一下，”他说着，就把船翻转过来，倒掉了水。娜塔丽感激地看着他独个儿把船拖了下去。“没桨呀。”她说。

“咱们可以顺着水漂。”

他用船里的一块粗长木板，把握着船的方向，既拿它当舵又拿它当篙。河水流得十分缓慢，黑乎乎的简直象油一样平静。娜塔丽面对着拜伦坐在船头，鞋子浸在渗进来的水里。当他们漂过那个墓地的时候，娜塔丽说：“大概我的祖先都在那里，没葬在巴勒斯坦的就都在这里了。”

“或者在埃及，或者在美索不达米亚，”拜伦说。

娜塔丽耸耸肩膀。“我不知道。勃拉尼，这是个荒凉的地方。”

“你是说梅德捷斯？”

“我是说波兰。我真高兴祖父和祖母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他把船在靠近村子的地方停下来。她爬上岸，慢慢地走着，不再瘸了。这个地方没有医生，她说，她也不愿意让人为她这个摔伤的美国堂妹紧张。她想等明天到了克拉科夫再包扎膝盖。所以村里没有人发现她出了事儿。

拜伦想打听打听有关战争局势的消息。梅德捷斯只有一台能听的收音机，另外几台已经坏了。能听的这台是神父的。拉比用他那种好不容易才能听懂的犹太德语对拜伦说，华沙最近广播的消息倒是令人高兴的：英国首相已经回国度周末了，看来危机已经过去。“汉德逊，汉德逊，”拉比说“汉德逊和希特勒谈判了。”他狡猾地眨了眨眼，用一只手擦着另一只手，表示在作金钱交易。

这场婚礼使拜伦恨不得自己变成个作家，能够把它记载下来；也恨不得变成个犹太人，能够完全理解它。这种庄严和吵闹的混合使他难以理解。据他所知，除掉最后的扔鞋、撒米之外，端庄、谦恭应该是婚礼的精髓。但是梅德捷斯的犹太人——尽管他们穿戴了最好的服饰，女人是大鹅绒的衣裙，男人是黑色锦缎外套，或是城里人穿的礼服——好象不懂得什么是端庄。他们拥挤着，闲谈着，突然唱起来；他们围住蒙着面纱静静地坐在那儿的新娘，起劲地谈论她；他们跳舞；他们在房子里和大街上到处乱走，表演着一些奇怪的小仪式；他们一个挨一个地站到一把椅子上，发表一段演说或唱一夜歌，客人们就狂笑起来，拚命地喊叫。脸色苍白的新郎，穿了一件白袍子，头戴一顶黑礼帽，看来快要晕倒了。拜伦作为一个美国客人，在长长的男宾席上坐在新郎的旁边，这是个荣誉座位。当他拿着一盘点心请新郎吃的时候，才偶然知道，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已经斋戒二十四小时了，现在仍在斋期。可是在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在敞开肚子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喝。

拜伦也和其他人一样，又吃又喝，感到真是痛快极了，不过到这时他还不能断定婚礼仪式是否算已经完毕。午夜临近时，客人们忽然都严肃起来。在一个院子里，在一轮明月和

亮晶晶的繁星照耀下，开始一连串严肃而令人难忘的活动——包括手持银酒杯念神圣经文和点燃长长的蜡烛——新郎和新娘被带到一起，在用手高擎的紫色天鹅绒华盖下面，互换戒指和亲吻，很象基督教的婚礼。然后新郎把一只玻璃酒杯用脚后跟踩碎，于是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相形之下，过去一切都黯然失色。

拜伦戴了顶黑便帽，和犹太学校的男孩子们跳舞——因为不能和姑娘们跳舞——简直成了整个晚上的主角。客人们都聚在一起拍手、喝采，娜塔丽站在最前边，激动得脸上容光焕发。她不知是膝盖好了还是忘了痛，她也参加了，和姑娘们一起跳舞。就这样，她跳舞，拜伦也跳舞，在室内跳，在院子里跳，一直跳到凌晨。拜伦简直记不得自己是怎样离开新娘的家，在拉比屋子里铺着羽毛垫子的地板上睡着的。

他躺在那里，有一只手把他摇醒，他睁眼一看，看见班瑞尔-杰斯特罗正向他弯着身子。过了一两分钟，拜伦才想起自己身在何处，才认出这个长着一对聪明、焦急的蓝眼睛、留着斑白的黄胡子的人是谁。睡在他旁边的那些犹太男孩子也都坐了起来，揉着眼睛，或者穿着衣服。女孩子们也穿着睡衣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天气很热，阳光从晴朗的碧空射了进来。

“喂，什么事？”他问。

“derdeutsch，”这个犹太人说“lesallemands1。”

1前面是德语，后面是法语，意均为“德国人”

“啊？什么？”

“德国人。”

拜伦坐了起来，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啊，德国人？德国人怎么啦？”

“他们来啦。”

失去了的世界帝国

阿尔明-冯-隆将军著

维克多-亨利英译（摘自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