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以后，娜塔丽一清早飞奔到使馆后院找拜伦，跑得连头发和裙子都飘舞起来。他正在后院销毁空白护照和一叠叠签证申请书。使馆有几百张这种栗色护照，此刻都缓缓化作烟尘。这些东西一旦落到德国人手里，他们就会利用它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潜入美国。成堆的签证申请书因为足以证明犹太人身分，也排在销毁名单的最前列。申请书上常常别着美元，拜伦原来打算翻阅一下，现在可顾不上了。他的任务就是尽快把这些东西都烧成灰，连自己在烧钞票也毫不在乎。

“快。快跟我走。”娜塔丽喜气洋洋地说。

“上哪儿去？”

“你就来吧。”

前门口停着一辆有司机驾驶的黑色轿车，斯鲁特坐在一个皮肤红润、头发灰白的胖子身边。“喂，这儿，拜伦！”斯鲁特的声音也显得特别高兴。“这位是瑞典大使。大使，拜伦-亨利的父亲是我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带他一道去也许好一点。您觉得怎么样？”

大使用干净的小手擦了擦蒜头鼻子，精明地朝拜伦打量一下。“好极啦。的确好极啦，也许他还能做点笔记。”

“我也这么想。上来吧。拜伦。”

即使给斯鲁特输了血，他的脸色也不会更好了。拜伦一小时前刚跟他交谈过，那时候他还跟平常一样，脸色灰白，脾气固执，意气消沉。他整天在大使馆里愁眉苦脸，不断地吃药，简短地回答别人的问话，一连好几个小时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自从旁边一座楼房中了一颗炮弹、炸死了十个波兰人以后，斯鲁特就变成了这副样子。拜伦猜测，因为责任重大，把这位代办压垮了。可是此刻，他脸上有了血色，他的目光炯炯有神，就连他烟斗里冒出的一缕蓝烟也显得很轻快。当拜伦坐到汽车后座上的时候，娜塔丽突然对大使说：“我能去吗？我总是跟拜伦一道出去的。”

斯鲁特愁眉苦脸地摇了摇头。大使怀着男性的兴趣，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娜塔丽穿一件绿色绸衣，套着一件粉红色旧羊毛衫，这身衣服是她未加思索随手从箱子里抓出来的。这身打扮使她显得俗不可耐，但富于诱惑力。“可是，亲爱的，您不害怕吗？”

“怕什么？”

“怕炮声。我们去勘察一条安全撤退的路线。”大使的英语说得很慢，但说得很好。他把一只粉红色的小手放在打开的车窗口，不管围城不围城，他的指甲总是修得闪闪发光。

“我们很可能到离前线很近的地方。”

“我听过炮声。”

大使朝拜伦微微一笑。“怎么样，让您的朋友跟我们一道去吗？”他一边说，一边让出地方给她坐。斯鲁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不耐烦地嚼着他的烟斗。

汽车一颠一簸、弯弯曲曲地向河边驶去。华沙在过去四天中受了很大破坏。一股强劲的风吹散了硝烟，柔媚的朝阳使街道上呈现出一种带讽刺意味的太平景象。但是，到处都可以看到被破坏的建筑物。成千扇窗被炸掉了，窗口暂时钉上淡黄色的胶合板。华沙城只剩下一片硝烟，到处是水泥屋架和黄色的胶合板。人行道、排水沟都被破坏，弹坑累累，主要交叉路口都设置着坦克陷阱和防御工事。在这些交叉路口上，都有神经紧张的士兵，恶狠狠地瞪着眼睛，举着机枪，手指扣住扳机，拦阻汽车。周围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人。远处响着隆隆的炮声。每当士兵放下枪，准许他们通过的时候，斯鲁特总是哈哈大笑。

“我简直不能相信，”汽车驶到维斯杜拉河上一座挤满汽车、卡车和自行车的石桥的时候，他这样说。“这一切都还依然存在。德国人不是已经炮轰整整两个星期了吗？”

“是啊，你知道，他们的破坏力并不象宣传的那么厉害，”瑞典大使说。“打的也不是那么准。”

汽车驶上架在褐色的宽阔河面上的石桥。桥下，河水在华沙和东郊布拉赫（那儿是一片矮房和绿林）之间静静地奔流。他们背后，华沙城映着硝烟弥漫的蓝天，沐浴着阳光，远远看来，越发显得安然无恙；这座宏伟的京都，有宽阔的马路、巴洛克式大教堂圆屋顶、高耸入云的工厂烟囱和许多浓烟滚滚的黑色烟柱，看起来简直象太平时代一座工业城市里繁忙的一天，只是有些地方冒出滚滚的黄色火焰，地平线上闪耀着象夏天闪电一般的火光，以及从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几辆载着士兵的公共汽车从汽车旁边驶过，士兵们在车上唱歌，开玩笑，有的还朝娜塔丽招手，冲着她叫喊。也有许多士兵骑着自行车向同一方向奔驰。

“他们都上哪儿去？”娜塔丽说。

“当然是上前线，”大使说。“这可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啊。他们离开炮位，回家吃一顿午餐或晚餐，或者跟老婆睡一觉，然后再搭公共汽车返回前线打德国人。内战时期我在马德里，当时马德里就是这样。”

“我们得走多远？”斯鲁特说。在河上，从布拉赫传来的炮声更响了。

大使噘起嘴唇。“我说不上来。我们得找到校园前边有一只石鹅的校舍，过了路边一个神龛以后大概还有一百码。”

过河以后，他们看到一片废墟。一路都是颓垣残壁、被烧毁的树木和倒下的树杆。狭窄的柏油公路遭到炮火严重破坏，他们不得不经常绕到土路上行车。当轿车沿土路行驶的时候，隐蔽在树林里的一门波兰重炮突然轰地一声打响了。司机一闪车，从一棵树旁边擦过去，车里的人都从座位上跳起来。“我的天！”斯鲁特说。汽车稳定了一下，顺着布拉赫一片绿树成荫的平原驶去。他们经过一所房子，屋顶正熊熊燃烧，全家人都站在外边沮丧地观看着。每隔两三分钟他们周围就响起很强烈的爆炸声。有时他们能看到树林里炮口喷出的火焰，但是看不见炮身。有时他们看到波兰炮手在树林里紧张活动。这一切至少使拜伦感到新鲜、兴奋，而且他们似乎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欣赏战场的风光，只是为了避开弹坑，汽车才不得不在杂草丛生的地路上颠簸。可是，突然一颗德国炮弹嗖——地一声飞过来，轰隆一声在汽车附近爆炸，被掀起的泥块簌簌地落到汽车顶上。斯鲁特说：“啊呀，老天爷！我们现在可是在前线了！”

“是啊，拐过弯去大概就是学校，”大使说。但是，转过弯以后，他们只看见一个肮脏的院子，周围是四所木屋，几头猪被炮声惊动，在院子里乱窜。再往前，笔直的柏油路继续通向茂密的树林，硝烟弥漫，挡住了视线。斯鲁特说：“请停车。”

大使回头看了他一眼，用发红的手擦了擦鼻子，让司机停车。汽车在路边停下。

“我简直不相信，”斯鲁特用拳头攥住烟斗，做了个手势说。“我们现在真是象你说的，在炮兵阵地。你能断定我们没走错路，这会儿不是在德国阵地的后方吗？”大使噘起嘴。“我相信我们现在离开石桥顶多三英里路。”斯鲁特一阵哈哈大笑，猛地用烟斗捅了捅娜塔丽和拜伦。

“我可要对这两个年青人负责。我不能让他们冒这种危险。”

两辆满载着士兵的破旧公共汽车隆隆驶过，车头还挂着行驶线路的号标牌，车身两边都贴着褪了色的电影广告。士兵们都在唱歌，有几个从窗口向停着的轿车挥手，用波兰语讲俏皮话。

“我们肯定不是在德国阵地的后方，”大使说。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两位公民送回华沙，”斯鲁特说。“对不起，咱们误会了。” 娜塔丽大声说：“可是为什么？没有任何理由要送我们回去。我好得很呢。”

“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大使若有所思地摸了摸眉毛说。

“大概不到一小时就要停火。我们一回去，我就得立刻召集我的那批人。”

“我也要召集。但是，中立国人员安全通过火线反正是由波兰和德国作出保证的。”大使看了看表。“拉科斯基上校要求我们预先察看路线。我看最好还是继续往前走吧。”轰，轰，又是两发重型炮弹在树林里爆炸，一发落在左边，一发落在右边。司机开始发动汽车。

“等一等！”司机扭过头来，斯鲁特面色煞白，嘴唇直发颤。“大使，我要求您至少先把我们送回桥边。在桥上我们也许能截到一辆卡车或公共汽车。”

“可是，亲爱的先生，您也得察看路线呀。我们的人员以后很可能会在树林里走散。”

拜伦觉得心里直作呕。尽管大使的态度很有礼貌，但也遮盖不住发生的这一切，斯鲁特是代表美国的。拜伦于是说：“莱斯里，你说得非常对，应该让娜塔丽避一避。这样吧，你护送她到木屋那边等我们，好不好？我可以跟大使去探路。”大使立刻高兴地说：“这主意太好了！我们去一趟，我看，十分钟或一刻钟就能回来。”

斯鲁斗打开车门，下了车。“走吧，娜塔丽。大使，我们

在有绿色窗档的那所小屋里等你们。我看见窗口有一个妇女。”

娜塔丽却坐着不动，看看斯身特，又看看大使，嘴角露出不快的表情。最后大使操着生硬的欧洲口音对她说：“亲爱的，请您照我们说的那样做吧。”

她猛地跳下车，砰地一声关上车门，就朝木屋跑去。斯鲁特连喊带叫，紧跟在背后追她。轿车沿着小石子路疾驰而去。前面烟雾淡薄一些。车行了不到半英里路，就看见一个神龛，那是一个木棚，里边有一个油漆得很俗气的耶稣木雕像，钉在金色的十字架上；离神龛不远就是一所学校。校舍前边有一只石鹅，周围栽着红花，几个士兵在石鹅旁边聊天，散步，抽烟。拜伦心里想，要是莱斯里-斯鲁特能再坚持那么三四分钟，也不至这样出乖露丑。土块往汽车顶上掉的那一刻，真是他倒了霉。拉科斯基上校一见瑞典大使，就兴冲冲地奔出来拥抱他。拜伦觉得，他情绪好得几乎有点不真实，参谋部里的军官们面对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前线军事地图所标出的坏消息，也显得过分轻松：地图上的华沙城已被一个很粗的大红圈完全圈住了。校舍的另外几面墙上挂着色彩明亮的幼儿园的图画。拉科斯基身材魁梧，蓄着亚麻色山羊胡，一只大酒糟鼻，一看就知道生活上养尊处优；他领着客人走出后门，顺着一条铺满树叶的小路，来到混凝土构筑的炮兵阵地，满脸胡子、浑身污泥的士兵，打着赤膊在码炮弹。上校打手势要客人继续朝前走，自己爬上一个不太陡的水泥斜坡，然后登上沙袋。拜伦跟在大使后边。他们眼前是一片林木茂密的平原，向东绵延，可以看到疏疏落落的房舍、农场和三个相距很远的教堂尖顶。拜伦知道那一股股浓烟是从德国炮兵阵地喷出来的。

大使和上校爬上坡后，气喘吁吁，指着教堂尖顶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大使还匆匆做着笔记，偶尔翻译一些给拜伦听。根据停火协议，他说，中立国难民将在没有波兰人护送的情况下，穿过火线到达德国防地，要朝最远那座教堂的方向走，德国国防军会派卡车在那里接他们。拉科斯基上校担心有些难民可能因为小路的路标不清楚，走到通向另外一座教堂的那条路上，结果德国人保证的两小时休战期满，他们就会处在作战双方交叉的火力下。因此，他请瑞典大使出来，事先把路线勘察好。

“他说，”大使合上记事本，对拜伦说。“从那座-望塔上看得最清楚，能辨出通往坎托洛维茨教堂的几条路。”

拜伦望着耸立在学校操场旁边的一座细高木塔。有一架狭窄的梯子通到一个有铁遮棚的方台，他看见台上有一个戴钢盔的士兵。

“那我上去看看，怎么样？也许我能画出一张草图。”

“上校说，德军的火力很注意这座塔。”拜伦轻蔑地咧嘴一笑。

大使亲切地微微一笑，把记事本和钢笔递给他。拜伦连忙跑过去，爬上梯子，破旧的木塔随着他的脚步直摇晃。从塔上看周围的地形一目了然。他能看到穿过这片无人地带通向远处教堂的每一条路和一些弯弯曲曲的棕色小路的每个岔口。值勤的士兵放下望远镜，呆呆地望着这个身穿翻领衫和一件宽大毛衣的美国青年，只见他用手按住被风吹得乱舞的纸张，正往大使的记事本上画草图，每条不通教堂的岔道都打上“x”还草草标出撤退路线周围的另外三座教堂。当拜伦把草图递给士兵看时，士兵点点头，拍了下他的肩膀。

“ok，”的说着，咧嘴一笑，因自己能说美国话而感到得意。

汽车驶到时，娜塔丽正交叉着双臂倚在茅屋的敞开的门上。她急急地朝汽车奔去，不一会儿斯鲁特就跟了过来，他先向一个裹着头巾、穿着一双笨重靴子的老太婆说了再见。汽车返回华沙的路上，大使讲述了他们视察前线以及拜伦冒险攀上木塔的情况。这时拜伦正把记事本放在膝盖上绘图。

“画四份我想够了吧？”他对大使说。

“我想足够了。谢谢你。”大使接过记事本。“也许我们来得及油印一些。画得很好。”

娜塔丽握住拜伦的手，放到自己膝上。她坐在他和斯鲁特中间，紧紧握住他的手指，半睁着乌黑的眼睛，严肃地望着他。他的手背隔着一层薄薄的绿衣服，感觉到她大腿的肉体和隆起的吊袜带。斯鲁特一面泰然自若地抽烟，望着窗外，跟大使谈如何召集和运送撤退人员，一面却不断地拿眼瞟着姑娘膝头上紧握着的两只手。他脸色苍白，下巴上有一块肌肉在皮肤下边抽动。

使馆里人声嘈杂，一片忙乱。市长办公处刚刚通知，确定在一点停火。波兰军用卡车要把这批美国人送到出发地点，每人可以携带一只手提箱。人们继续奔忙。住在使馆外边的美国人都一一接到电话通知。满楼都散发着一股烧纸的气味，楼道里一块块黑色的纸灰到处乱飞。

在地下室里，马克-哈特雷的床紧挨着拜伦的床。拜伦发现他拱着背，双手抱着头，坐在一只捆好的皮箱旁边，用手指夹着一支已经熄灭的雪茄。“准备好了吗，马克？”

哈特雷脸色阴沉，眼睛突出，露出惊慌的神色。“拜伦，我的名字是霍洛维茨。马文-霍洛维茨。”

“别胡说，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拜伦从他自己的小床底下拖出一只安着弹簧锁的破提包。

哈特雷摇摇头。“我不知怎么了。一定是发疯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想些什么。也许罗斯福会让我们乘军用飞机离开。很可能这样。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心神不定。我们会落到德国人手里。德国人。”

“把这个放在你的提包里，”拜伦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抽出一本照封皮的旧书给他。“打起精神来。你是一个美国人，不就完了。一个名叫哈特雷的美国人。”

“我天生就是一副霍洛维茨家族的面孔和霍洛维茨家族的鼻子。这是什么？新约全书？要这干什么？”

拜伦把封皮上印着一个金色十字架的书拿过来，把署有自己名字的扉页小心翼翼地撕掉。“当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吧。把这拿去。别坐在这里发愁了，去帮罗兰逊销毁文件吧。” “我要是有我自己的圣经或祈祷书就好了，”哈特雷含含糊糊地说着，把提包打开。“我自从按照神的旨意学法律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过犹太会堂。一个臭气熏人的犹太老头教我背诵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经文。我学会背诵，主要是为让母亲高兴，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后来我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家。现在我希望还记得那些祈祷文，不管哪一段祈祷文。”他朝乱哄哄的地下室看了一下。“愿上帝保佑，现在我觉得这个小小的地下室简直象个甜蜜的家。只要能让我留在这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你想我们四个人有朝一日还会聚在一起打桥牌吗？也许在纽约？”

“比你预料的要快。”

“上帝可听见你亲口说的。这是我母亲的口头禅。”

十一点半，军用卡车轰轰隆隆地开到使馆；散了架的老汽车摇摇晃晃，沾满了尘土和烂泥，灰色的喷漆已经很难辨认了。汽车一到，挤在草地栅栏里的一百多个美国人就欢呼起来，并且唱起我来到加利福尼亚之类的小调。波兰籍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女秘书，都很难过，她们开始递送咖啡和点心。

“看见她们我觉得很惭愧，”娜塔丽对拜伦说。这时正好有两个波兰姑娘端着托盘从他们身边走过，脸上勉强堆出呆板的笑容，眼眶里闪着泪花。

“有什么办法？”拜伦饿了，咬了一口发灰的粗点心，做了个鬼脸。点心吃起来有一股生面和纸灰的味道。

“一点办法也没有。”拜伦说：“马克-哈特雷被德国人吓坏了。你呢？”

娜塔丽的眼睛突然一闪。“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有美国护照。他们不知道我是犹太人。”

“那好，别告诉他们。我是说，别突然充英雄好汉什么的，好吗？我们的目的也只是要逃出地狱。”

“我不是笨蛋，拜伦。”

一位波兰军官喊了一声，门开了，美国人蜂拥上车。有些人年纪太大，爬不上去，有些人想多带行李，波兰司机和军官都很着急，很不耐烦，也没有人负责。于是人们喊的喊，抱怨的抱怨，有的哭哭啼啼，有的挥着拳头，但是大多数人尽管饿着肚子，也很不舒服，但因为即将动身，感到很高兴，仍旧继续唱歌、说笑。卡车鱼贯地驶出。最后是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车前挡板上挂着美国国旗，车里坐着斯鲁特、他的三位最高级助手和两位助手的妻子。波兰籍女秘书都站在大门口，挥手告别，泪水顺着她们的面颊流下来。拜伦和娜塔丽彼此紧紧地搂着腰，在卡车里颠簸。斯鲁特让娜塔丽乘雪佛兰轿车。她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炮火依旧非常猛烈，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三小队排成v字的德国轰炸机在中午烟雾弥漫的天空缓缓低飞投弹的爆炸声，还有波兰高射炮隆隆的炮声。汽车在被炸坏的街道上，在两边都是黄色楼房的狭窄的夹道里走走停停，有时为了躲过弹坑和坦克车辙，只好绕到人行道上行驶，有一次因为刚刚倒下一幢楼房挡住了去路，不得不开倒车退出一条大街。

在横跨维斯杜拉河的桥头，聚集着悬挂各国国旗的使馆汽车。桥上停满了撤退人员的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在华沙大约有两千多名中立国侨民，显然他们人人都打算离开。拜伦不停地看表。又开始朝前移动了，但是车走得特别慢，他担心一点钟不能赶到出发地点。德国炮弹继续呼啸而过，落到河里，掀起一个个喷泉，河水有时落到桥上和汽车上。显然，德国人认为如果在停火前一刻钟把中立国侨民十之八九消灭在桥上，那是易如反掌。车队最后停在有一尊石鹅的校舍旁边，附近是一个堆栈。拉科斯基上校和瑞典大使并排站在路当中，向每辆卡车上下来的人大声发着指示，并且把油印通知散发给他们。拜伦看见人人都在索取他绘在蜡纸上的草图，老老实实地照着临摹，连潦潦草草画下的三座教堂也都照样画下来，拜伦因为这些画出自自己的手笔，感到颇为得意。

学校周围树林中的炮声依旧不断，但到一点欠五分钟时，炮声开始稀疏了。一点整大炮都沉静下来。这时只听到撤退人员在公路两旁用各国语言高声谈论。拜伦还能听到小鸟和蝈蝈之类的叫声。他深深感到蝈蝈的叫声是世界上最能代表和平生活的声音。扩音器里轮流用各国语言播送最后通知。一群群中立国侨民提起箱子，顺着公路下坡去。最后扩音器里用带着浓重波兰声调的英语播送道：“请不要走散。遇岔道口不要走错路。德方通告，凡是在三时前未能到达坎托洛维茨教堂的，德方概不负责。波兰方面也不能负责。即使老年人步行一小时也完全可以到达该地点。敌人无疑将于三时重新恢复炮击。我们也将从一开始就用最强烈的火力予以回击。因此，请加快速度。祝大家平安。美国万岁。波兰万岁。”听到广播，美国人都提起箱子朝无人地带走去。

前两三百码跟布拉赫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再往前走，柏油公路就变成狭窄的土路，只能容一辆马车通过。他们经过被炸毁的房屋。牲畜栏里没有牲口，偶尔有一只被遗弃的小鸡咯咯叫着，到处闲荡，或是几只猫悄没声儿地跳来跳去。道路伸进树林，阳光透过叶丛投下黄绿色的光柱。美国人的领队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圣公会老牧师，穿一身圈翻领的黑衣服，每逢十字路口，他都要对照一下拜伦绘的地图。根据拜伦计算，他们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下，在两军沉默对峙的中间地带缓缓步行，整整耗费了一个小时。他事后回忆起来，当时简直象和平时期在秋天飘散着花香的树林里结伴游玩一样。肮脏的路上和树林里，到处都是蓝色、桔红色和白色的落花；鸟儿嘁嘁喳喳叫个不停；周围又是一片奇妙的蝈蝈鸣叫。他还记得，由于过度紧张，口干起来，渴得要命，渴得连腿都发软了。拜伦还记得两件事，一次是一辆外交官的黑色轿车从他们身边驶过，把步行的人都赶到路边，斯鲁特坐在前座上哈哈大笑，朝他和娜塔丽挥手致意；另一次是即将到达目的地，在拐弯的地方已经能看到坎托洛维茨教堂，马克-哈特雷走上前来，挽住他的骆膊，对他说：“我的名字叫马克-哈特雷，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着朝拜伦笑了笑，脸色铁青，已经吓得魂不附体。

他们很快就看到树林里有德国炮和德国炮手。德国榴弹炮比波兰炮大，外表更好，设计更先进。士兵们一个个戴着干净的土灰色大钢盔，一动不动地站在大炮旁边，望着走过的人群。拜伦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窥视这些德国兵。戴着大钢盔显得确实有一种军人的威风，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很年轻，而

且面孔都象他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看到的德国人的面孔一样。许多人戴着眼镜。很难令人相信，他们正是那帮坏蛋，正是他们把钢铁和炮火倾泻到华沙城上，用火烧死孕妇，用枪把孩子的胳膊、腿打断，把一座繁华的首都变成一个大屠场。他们看上去只不过是绿荫如盖、鸟儿和蝈蝈欢快鸣叫的树林里一些身穿军服、头戴庄严钢盔的青年而已。

起初，德国人对待这批撤退人员似乎比波兰人好。教室附近的路边停着一辆用骡子拉的水车，那是一只漆成橄榄色的带轮的大水罐，德国士兵们让口渴的人群排队，由他们用洋铁杯供水。另外有些士兵再把他们从水车旁边带到停着一辆辆崭新漂亮的灰色卡车的地方，这些车轮轮胎上的花纹又黑又深，跟又脏又破的波兰卡车大不相同。路边的一张桌子旁边有几个德国军官，穿着长军大衣，戴着高檐军帽，故意做出殷勤的样子，摆出和蔼可亲的姿态跟来到的外交人员交谈。每个国家的人员走到卡车跟前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大使或代办就交出一份打字的名单给坐在桌子后边的一个戴眼镜的德国士兵。由他叫名字，然后一个个顺序上车，车上有木板座位，也不象波兰卡车。波兰人没有要名单。现在没有人争先恐后，也没有发生混乱。士兵们拿着小板凳站在旁边扶老年人上车，还堆着笑脸把几个孩子抱起来，故意捅他们一下，逗他们玩耍，然后把他们递给他们的母亲。标着红十字的流动野战医院的看护兵分发恢复药。两个德国兵拿着电影机和照相机跑来跑去，把优待中立国人员的场面一一摄入镜头。人还没有完全装完，教堂旁边的大炮就轰地一声齐发，震撼了大地。拜伦看看表正好三点过一分。

“可怜的华沙，”娜塔丽说。

“别说话，”马克-哈特雷用沙哑的声音说。“在我们离开这里以前，什么话也别说。”他俩跟拜伦坐在卡车的最后一排凳子上，从这里他们能看到外边。

娜塔丽说：“你是在看斯鲁特吧？他从德国人手里接过一支香烟，大喊大叫，还哈哈大笑呢！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这些德国军官都穿着长大衣，高戴着军帽，完全跟他们电影里一模一样。”

“你害怕吗？”拜伦问。

“现在事情已经真的发生，我就不害怕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象做梦一样。”

“是做梦，”哈特雷说。“应该仅仅是一场梦。我的上帝。那个军官跟斯鲁特朝这边走过来了。”哈特雷用手抓住拜伦的膝盖。

那个军官是一个金黄头发的青年，脸上堆着亲切的笑容，一直朝拜伦走过来，用非常悦耳的声调缓慢而准确地说：“您的上司告诉我，您父亲是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是的，先生，他是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我是柏林人。我父亲在外交部。”军官用手摸了摸挂在脖颈上的望远镜。他的举止不太象军人，甚至还显得有点怕难为情。拜伦觉得他也许感到有些抱歉，拜伦在这一点上对德国人有好感。“我想我八月份在比利时大使馆一定有幸见到过您的父母，并且跟您母亲跳过舞。您到华沙来做什么？”

“来观光。”

“那您一定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景致吧？”

“不错。”军官笑起来，朝拜伦伸出手。“欧斯特-贝耶，”他说着，打了个立正。 “拜伦-亨利。”

“啊，不错，亨利。我记得这个姓。您怎么样，还舒服吗？要不要我在参谋部的车上给您找个座位？”

“我挺好。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克洛夫诺。这是附近通车的一个最近的枢纽站，从那里你们再换乘专车到科尼希斯贝格。也就三个多小时的路程。乘小轿车更可以一饱眼福。”

“我是跟这些人一道来的。我要跟他们在一起。多谢您。”拜伦说话时还是显得很热诚，自从他开始痛恨德国人以后，居然还能跟一个德国军官如此客客气气聊天，他自己也觉得特别奇怪。

斯鲁特对娜塔丽说：“雪佛兰里还能给你让一个地方。硬木板坐着太受罪。”她摇摇头，沉着脸望着德国人。

“请向您母亲问好，”军官说着，随便朝姑娘瞟了一眼，然

后又对拜伦说：“她真够迷人的。”’“我一定转达。”

附近的几门大炮又连续开火，把军官说的话盖住了。他皱了皱眉，笑了。“华沙现在怎么样？很不幸吧？”

“他们看起来坚持得挺好。”

贝耶一半对娜塔丽，一半对拜伦说：“不象话！波兰政府完全不负责任，逃往罗马尼亚，弄得整个国家连个头头脑脑的都没有。两周前就应该宣布华沙为不设防城市。这样破坏太不合算。重新修建起来要付出很大代价。市长倒是挺勇敢，这里对他很敬重，可是，”他耸了耸肩。“除非把它毁掉，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一两天之内也就结束了。”

“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拜伦说。

“您这样想吗？”贝耶愉快的笑容消失了。他微微鞠了一躬，手里摆弄着眼镜，走了。斯鲁特朝拜伦摇了摇头，也跟在军官背后走了。

“你为什么非要去惹他？”哈特雷小声说。

“啊，上帝。居然把围城的责任推到波兰政府头上！”

“他是那样想的，”娜塔丽奇怪地说。“他讲的老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