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1 / 2)

法国眼看要垮了,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人类的命运现在已取决于飞机。当时地球上只有几千架飞机。一九四年的螺旋桨军用飞机,跟后来人们所制造的飞机相比,毁灭力量不算很大。但是它们可以击落对方,可以通行无阻地轰炸后方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多年以来就把从空中对城市的密集轰炸看成是战争中最终的和难以想象的恐怖。但是到一九四年,德国人不仅想到这样做,而且已经两次这样做了:一次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次在波兰。日本人同样也从空中轰炸过中国城市。显然这种最终的恐怖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虽然给它所起的文明的名称“战略轰炸”一词还没有广泛流行。因此,英国领导人面临一种痛苦的抉择:究竟是把他们仅有的一些宝贵的飞机送到法国去跟德国人作战呢,还是把它们留在本土保卫城市和沿海。

法国拥有的飞机更少。法国没有在战前建立起一支空军力量,光是修筑马奇诺防线。他们的军事思想家认为,飞机在战争中是侦察兵,是可以螫人的昆虫,有作用,可以扰乱并杀伤敌人,但不能够决定胜负。当法国这个国家在德国俯冲轰炸机袭击下象花瓶中了子弹那样裂成碎片的时候,法国

总理向罗斯福总统突然发出一个疯狂的公开呼吁,要求派“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来支援。但是美国没有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可派。可能法国总理并不知道美国的空军数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战斗机的航程都不超过二百英里,法国政界人士当时对情况了解的水平是很差的。

与此同时,英国飞行员在比利时和法国战场上学习到不少重要东西。他们能够击落德国飞机,而且击落了很多架,但是许多英国飞机也坠毁了。当法国战役还在进行时,法国恳求正在撤退的盟国把它们的全部飞机都投入战斗。英国没有这样做。他们的空军司令道丁告诉温斯顿-丘吉尔说,二十五个中队必须留下来保卫英国,不能动用,丘吉尔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一来,法国的崩溃就命中注定了。

在大崩溃时期,温斯顿-丘吉尔于六月九日给老斯末茨1

将军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位军界前辈曾责备他违背了战争的首要原则,没有把一切力量集中使用在关键的地方。丘吉尔指出,由于当时双方空战中使用的战斗机都是短程的,因此距自己机场较近的一方在战斗中具有极大有利条件。

1斯末茨(1870-1950),南非军人及政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南非军司令,战后任南非总理。丘吉尔称之为“英联邦的元老”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敌我双方数量相差悬殊,那些传统的原则应有所改变,”他这样写道。“我认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希特勒进攻我国,这样就可以毁掉他的空中武器。如果他进攻了,那么冬天他将面临着这种局面:欧洲在他脚下挣扎,美国在总统选举结束后很可能对他作战。”

温斯顿-丘吉尔今天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历史英雄,但当时却被看成各种各样的人物:爱唱高调但常犯错误的人、摇摆不定的政客、有几分才气的演说家、轻率的装腔作势者、写有大量著作但文风古老的多产作家,以及贩卖战争的酒徒。他的大半生在处理英国公务中度过,给人的印象是个滑稽的、能干的、有时又是荒谬的人物。在一九四年以前,他从来没有赢得过人民的信任。那时他已经六十六岁了,而战争还未结束,人民又把他免了职1。但是在他执政时期,他掌握了希特勒的本性,找到了打败他的办法,那就是:坚持下去并迫使他向整个世界进攻。这是德国病态的梦想。它的想法是:或是统治或是毁灭,或是夺取霸权或是一败涂地。丘吉尔了解他自己的人,也了解战略形势,用他的讲话启发英国人民接受他的远见。他采取了果断的、英明的、但却不太侠义的行动,保留了二十五个中队飞机不参与败局已定的法国战役,他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使它在漫长的五年之后以希特勒的自杀和纳粹德国的覆灭告终。这一切功绩使得温斯顿-丘吉尔进入拯救国家甚至也许是拯救文明的极少数救世主的行列。

在法国和低地国家2被占领、德国人来到英吉利海峡之后,英国现在已经处于德国空军的战斗机航程之内了。在一九四年美国不存在遭到空袭的危险,但是德国人不断地在欧洲推进,加上日益增长的日本威胁,对美国未来的安全是个危险。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更大的、效能更高的新飞机正在大洋彼岸敌机飞不到的安全地带生产的时候,如果向英国人出售军用飞机能够使他们继续击落德国飞机、杀死德国飞行员和摧毁德国制造轰炸机的工厂,那么是否可以把那些陈旧的飞机出售给英国,使它们在保卫美国安全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1指比利时、卢森堡及荷兰三国。

2指一九四五年七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因而下台。

美国海军、陆军、国防部、国会、报界、公众对这个问题异口同声的回答是:不行!弗兰克林-罗斯福想帮助英国人,但是他要考虑美国人这个强有力的声音:不行!尽管丘吉尔具有战时国家领袖的权力,他没有派飞机到法国,因为英国的生存依赖于这些飞机。罗斯福掌管着一个富裕的、土地辽阔的和平国家,这个国家同情盟国,但是一架飞机也不愿意拿出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如果卖飞机给英国,就有可能遭到弹劾。

维克多-亨利看见弗兰克林-罗斯福坐着轮椅从办公桌后面出来,大吃一惊。这位未穿外衣的总统上身魁梧壮实;但是下身那条青灰条花薄麻布裤子象口袋一样,可怜地下垂着,松松地贴在他那瘦削的胯骨和软弱无力的小腿上。这个残废人正在观赏一幅支在椅子上的画。站在他旁边的是海军空中作战部副部长,维克多-亨利和他很熟悉。他是仍然活着的老资格海军飞行员之一,个儿又瘦又小,面容枯槁,嘴唇薄得象纸,脸红红的带着伤疤,两道白眉毛拧在一起,样子很凶。

“你好!”总统很高兴地和维克多-亨利握手。他的手很热而且湿。天气很热,虽然这个椭圆形书房里的窗子都打开了,室内仍然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你一定认识亨利上校吧,将军?他的孩子在彭萨科拉刚刚佩戴上飞行员的肩章。这幅画怎么样,帕格,你喜欢吗?”

在那精致的沉重的金色画框里,一艘英国军舰颠簸在海洋上,正全速前进,天空被暴风雨遮盖着,露出黯淡无光的月亮。“这幅画很不错,总统先生。我当然是个海景迷。”

“我也是,可是你看出没有,他把船上的索具画错了?”总统准确地指出错误之处,对自己的内行颇为得意。“现在你觉得它怎么样,帕格?这个画家所需要做的不过是画出一艘正在行驶的军舰——这是他的全部任务——可是他却把索具画错了!只要稍有机会,人们什么样的错事都做得出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个东西不能挂在这里。”

刚才这半天,将军一直皱着眉头,好象这是用来对准维克多-亨利的武器。几年以前,他们两人在军械局曾为给新建的航空母舰加防护装甲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亨利虽然职位低,但是由于他懂得冶金学,最后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总统现在已经把轮椅转离开那幅画,看了一眼放在办公桌上的那个形如船轮的银钟。“将军,怎么样?让不让帕格-亨利去干那件小事?他行吗?”

“要是你分配帕格-亨利去画一只有横帆装置的船,总统先生,”将军回答说,鼻音很重,看了帕格一眼,样子不很友好。“你可能认不出他画的是什么,但是索具他是不会画错的。我说过,最好是挑选一个海军飞行员,那要合理得多,总统先生,不过——”他做了个手势,把手往上一翻,表示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总统说:“所有这些我们都谈过了。帕格,我想你已经找到能够胜任的人替你照料柏林那个摊子了?”

“是的,总统先生。”

罗斯福看了将军一眼,实际上是下了一道命令。将军从睡椅上拿起他的白帽子说:“亨利,明天早上八点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的,好的,先生。”

书房里只有维克多-亨利和美国总统两人。罗斯福叹了一口气,用手向后抚平他那薄薄一层蓬乱的灰白头发,把轮椅转到他的办公桌旁边。维克多-亨利现在才注意到,总统使用的并不是一般病人坐的那种轮椅,而是一种特殊的齿轮装置,有点象厨房的椅子加上轮子,罗斯福上去下来非常方便。“哎呀,太阳已经下山了,这里还是这么酷热。”罗斯福讲话的声音突然显得疲倦了,他正在批阅堆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到了该喝点什么的时候了吧?喝点马提尼酒好吗?我配的马提尼酒一般还可以。”

“再好也没有了,总统先生。”

总统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头发灰白、个子很高、穿灰色斜纹布上衣的黑人走了进来,熟练地从各个公文匣里把文件和公文夹收拾起来。这时,罗斯福从身上各个口袋里掏出皱成一团的文件,用铅笔迅速地在某些文件上批几个字,把它们戳在一个长钉上,把另一些文件扔进了公文匣。“咱们走吧,”他向那个佣人说。“你也来,帕格。”

穿过一个长厅,乘上电梯,又穿过一个长厅,一路上总统都在批阅文件并迅速地加上批示,同时衔着烟嘴,喷着烟。热爱工作,这是很明显的,尽管由于劳累而出现了深重的紫色眼窝,尽管有时咳嗽得很厉害。他们来到一间不很讲究的小起居室,墙上挂着各种海上风景画。“那幅画挂在这里也不行。”总统说。“应该把它送到地下室。”他把所有文件都交给佣人,佣人把一个镀铬的四轮酒柜推到轮椅旁边,就出去了。

“婚礼怎么样,帕格?你的孩子娶到了一位漂亮的新娘子吧?”总统一面象个药剂师似的在调配杜松子酒和苦艾酒,一面很健谈地、很亲切地问,虽然语气稍稍带点傲慢。亨利心想,可能是因为他那种有教养的语调听起来让人感到有点居高临下,而实际上他是无意识的。罗斯福想了解一下拉古秋家的情况。当维克多-亨利向他讲述自己和这位议员争论的情况时,他苦笑起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障碍,而艾克-拉古秋是个聪明人,其他有些人则是执拗顽固的蠢人。拉古秋要是进入参院,我们可真要麻烦了。”

一个穿蓝白色衣服的高个子女人进来了,后面紧跟着一头小黑狗。“来得正好!你好,小狗!”总统大声说。这只苏格兰小狗马上跑到他面前,把脚爪搭在轮椅上,罗斯福用手在它头上搔痒。“这就是有名的帕格-亨利,亲爱的。”

“噢?很高兴见到你。”罗斯福夫人看上去有些憔悴,但很精神,是一个很有派头、相当难看的中年妇女,皮肤细腻,一头浓黑的柔发,笑起来温柔可爱,虽然牙齿向外突出(在所有漫画中都特别突出这一点)。她紧紧地和他握手,并以一个海军将官所具有的那种机敏冷静的眼光打量着帕格。 “特工部门给我的狗起了一个很难听的名字,”罗斯福说着,随手递给他的夫人一杯马提尼酒。“他们叫他作‘告密人’。他们说它暴露了我的行踪。好象世界上只有这么一头小黑苏格兰狗似的。是不是,法拉?”

“你对目前战争局势有什么看法,上校?”罗斯福夫人直截了当地问他。她坐在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上,拿着酒杯的手放在膝上。

“情况很不好,夫人,这是很明显的。”罗斯福说:“出乎你意料之外?”

帕格沉吟了一会回答说:“总统先生,在柏林,他们非常肯定西线战役时间将会很短。早在一月,就把和政府签订的军需合同规定在七月一日到期,他们认为到那个时候战争就会结束,可以开始复员。”

罗斯福睁大了眼睛。“从来没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过我,这件事非常有趣。”罗斯福夫人说:“可是他们是否也遭到战争苦难?”

维克多-亨利描述了从家家户户征收洋铁皮、铜和青铜的“元首诞辰献礼”运动;新闻纪录片里还拍摄了戈林把他和希特勒的半身铜像扔在堆积如山的锅、罐、壶、瓶、平底锅、铁器和洗衣盆一起的镜头。还宣布如果征收人员胆敢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就一律处以死刑;并且提出“一户一口平底锅;为元首捐献一万吨”的口号。他还谈到大雪覆盖的柏林,以及缺少燃料、食物配给、规定买一个好土豆必须搭配一个冻土豆等方面的情况。除了外国人和病人,在柏林叫出租汽车是违法的。从俄国进口的食物如果有的话,来得也很慢,因此纳粹将印有俄文的纸拿来包装从捷克斯洛伐克运来的黄油,以制造纳粹得到俄国支援的假象。所谓“战时啤酒”是唯一的饮料,实际上是蛇麻子加酒精,根本不能喝,但是柏林人就喝这种饮料。

“他们还有一种‘战时肥皂’,”帕格说。“你乘上一列拥挤的德国火车,根本闻不到使用过肥皂的气味。”罗斯福禁不住大笑起来。“德国人更加成熟了,是不是?‘战时肥皂’!我喜欢这个词儿。”

帕格讲到柏林流传的一些笑话。作为加紧战争努力的一个方面,元首宣布只能怀胎三个月。希特勒和戈林有一次路过被征服的波兰,在路边的一个小教堂里停留了一会。希特勒指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问戈林,他是否认为他们最终的命运也将如此。“我的元首,我们是非常安全的,”戈林说。

“等到我们完蛋时,德国已经没有木头或铁了。”罗斯福听了这些笑话格格大笑起来。他说,关于他自己也有一些笑话在流传,挖苦的程度还要厉害得多。他很有兴趣地连续问了一些关于希特勒在凯琳别墅接见时的神情姿势。

罗斯福夫人以尖锐、严肃的声调插嘴说:“上校,你是否认为希特勒先生是个疯子?”

“夫人,他把中欧的历史有条有理地讲出来,其清楚的程度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他是临时想起来讲的,就象随便漫谈那样。你可以认为他的看法完全荒谬可笑,但是他讲得还是头头是道,听起来象手表一样,滴嗒滴嗒运转得很好。”

“或是说象定时炸弹一样,”总统说。

听到总统这个明快、厉害的玩笑,帕格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这个马提尼酒太好了。总统先生。喝的好象不是酒,倒象是一片清凉的云雾。”

罗斯福听了很高兴,得意洋洋地把眉毛一扬。“你把马提尼酒描绘得到了家啦!谢谢你。”

“你使得他一晚上都要高兴,”罗斯福夫人说。

罗斯福说:“我亲爱的,就是共和党人也承认,作为一个总统来讲,我是一个很好的酒吧间掌柜。”

这个玩笑并不十分好笑,但由于出自总统之口,帕格-亨利听了也就哈哈笑起来。酒、舒适的房间、他妻子和狗的在场,再加上总统对自己这点微不足道的本事所感到的天真的喜悦,都使帕格感到非常安适自在。那头小黑狗最给人以家庭温暖的感觉;它坐在那里膜拜着半身不遂的总统,眼睛瞪得溜圆,不时伸出红舌头舔它的鼻子,或是把眼睛转过来好奇地看着帕格。

罗斯福啜着马提尼酒,坐在轮椅上的姿势仍象以前那样轻松,但是在谈到工作时他那身分高贵者的语调不知不觉地变得严肃了。他说:“如果法国崩溃了,帕格,你认为英国人能坚持下去吗?”

“我对英国人不太了解,总统先生。”

“你愿不愿意以海军观察员的身分别那里呆上一个时期?可能是在你回到柏林一个多月以后?”

帕格希望弗兰克林-罗斯福的心情确实象看上去那样愉快,他决定大胆问一下。“总统先生,我可不可以不回柏林?”

罗斯福不安地看了这位海军上校五秒或者十秒钟,咳嗽得很厉害。他的脸严肃起来,变成邮局和海军后勤站里悬挂的他的肖像里所表现出的那种沉着而疲倦的样子。

“你要回去,帕格。”

“好的,好的,先生。”

“我知道你喜欢海上生涯,将来会让你到海上去当指挥官的。”

“好的,总统先生。”

“我很想知道你对伦敦的印象。”

“如果您希望我去伦敦的话,先生,我就去。”

“再来一杯马提尼好吗?”

“谢谢您,先生,我不喝了。” “现在存在着帮助英国人这个大问题,你明白吗,帕格?”总统把冰凉的配酒器摇得嘎啦嘎啦响,然后斟起酒来。“如果我们给他们驱逐舰和飞机,这些东西将来可能被德国人用来打咱们,那还不如不给。”

罗斯福夫人用银铃般的声音说:“弗兰克林,你知道你会帮助英国人的。”

总统笑了,用手抚摸着苏格兰狗的脑袋。在他脸上浮现出那种洋洋自得、莫测高深的神态,他建议购买盟国远洋轮船时就是这个神态——眉毛向上挑,眼睛乜斜着看帕格,把嘴一撇。“这里的亨利上校还不知道呢,你将负责清除那些旧的、没有用的、多余的海军俯冲轰炸机。我们非常需要在那里来个大扫除!让许多多余的飞机塞满我们的训练站是毫无意义的。对不对,上校?太不整洁,有碍观瞻。”

“已经这么确定了吗?太好啦。”岁斯福夫人说。

“定了。很自然,飞行员们不要‘黑鞋’来办这件事。”罗斯福故意用了这个俚语,觉得很开心。“因此很自然,我偏要挑这么个人来办。飞行员们拧成一股绳,紧紧攥住飞机不放。帕格就是要掰开他们的手。当然如果话传出去,我就完了。那样就解决了蝉联第三任的问题,是不是?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帕格?你也认为白宫的这个主人会不会打破乔治-华盛顿的规定去争取连任三届总统呢?似乎谁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维克多-亨利说:“先生,我所知道的是在今后四年中美国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总司令。”

罗斯福表情多变的发红的脸再次显出严肃和疲倦的样子,他开始咳嗽,看了他妻子一眼。他按了一下电铃。“需要一个人民不感到厌烦的人。帕格,一个政治家过一阵子之后就不再受欢迎了,正象一个演出时间太久的演员一样。好感消失了,他失去了观众。”一个穿蓝色制服、戴着金肩章的海军上尉出现在门口,罗斯福伸出手向维克多-亨利告别。“萨姆纳-威尔斯那件事没产生任何结果,帕格,但是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已经作了努力,你起了很大作用。”

“是的,是的,总统先生。”

“很明显,希特勒给你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威尔斯所得的印象并不那样深刻。”

“先生,他经常和大人物在一起,比我见得多。”

总统的疲倦的眼睛露出奇特的光芒,并不完全是愉快的,但很快就消失了。“再见,帕格。”

轰隆几声雷响,从漆黑的天空哗啦啦下起大雨来。维克多-亨利无法离开白宫,在一个写着“记者室”三字拥挤的开着门的门道里等着雨停。一阵潮湿的凉风送来雨天的花草气息。突然一只手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喂,亨利,你的肩章上又多了一条杠了!”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穿着笔挺的绿色斜纹呢衣服,倚着一根手杖,他那留着胡子的面孔,特别是鼻子周围和两颊,比以前更发紫了。他透过很厚的眼镜,满面笑容地看着帕格。

“是你呀,塔茨伯利!”

“你怎么不在柏林了,老朋友?你那风度翩翩的夫人好吗?”正当他讲话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英国小轿车在大雨中开到出口处停下按喇叭。“那是帕米拉。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和我们一起去不好吗?英国大使馆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就

是鸡尾酒这些东西什么的,你可以见到一些你应该认识的人。”

“没有邀请我。”

“我刚才就算邀请你,怎么了,你不喜欢帕姆?她坐在那边车里,来吧,一起去。”塔茨伯利用胳臂肘推着亨利冒着雨走过去。

“我当然喜欢帕米拉,”做父亲的打开车门,把亨利推进车去,亨利挣扎着说了这么一句。

“帕姆,你看我在记者室外面把谁给抓来了!”

“哟,太好了。”她从驾驶盘上伸过一只手来紧握着帕格的手,很亲切地微笑着,好象他们在柏林分别后还不到一星期似的。她左手上戴着一枚闪闪发光的小钻石戒指——从前她手上是什么也不戴的。“讲讲你家里人的情况吧。”她一面说,-面把车开出白宫场地,由于擦雨器的啪、啪响声和雨点的敲打声,她把讲话的声音提高了。“你的夫人好吗?你那个困在波兰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他安全吗?”

“我的妻子很好。拜伦也很好,我向你讲过跟他一起漫游波兰的那个姑娘的名字吗?”

“好象没讲过。”

“她叫娜塔丽-杰斯特罗。”

“娜塔丽!娜塔丽-杰斯特罗?真的吗?”

“她说她认识你。”

帕米拉疑惑地瞟了亨利一眼。“噢,是的。好象她那时候要去看你们驻华沙大使馆的一个人。莱斯里-斯鲁特。”

“一点不错,她那会儿是去看斯鲁特这家伙。现在她和我儿子打算结婚。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

“噢,上帝保佑。娜塔丽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帕米拉说,眼睛直直地望着前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她不同寻常。聪明,好看,”帕米拉顿了一顿。

“有坚强意志力。”

“你是说她很不好对付,”帕格说,想起塔茨伯利曾用这个词形容帕米拉。

“她的确很可爱。而且比我要有条理十倍。”

“莱斯里-斯鲁特也来参加这次招待会,”塔茨伯利说。

“我知道,”帕米拉说。“菲尔-鲁尔告诉我了。”

谈话到此突然中断,冷静了片刻。车子遇到红灯在下一个路口停下,帕米拉羞怯地伸出两个指头摸了摸亨利白色军服上的肩章。“现在怎样称呼你好呢?准将?”

“上校,上校,”塔茨伯利从后面座位上发出低沉的声音。

“四条美国杠杠,谁都懂。你讲话可要注意礼貌,这位仁兄正在成为这次战争的‘豪斯上校’1。”

1爱德华-曼达尔-豪斯(1858-1938),美国外交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威尔逊总统的特使。

“噢,你说的对,”帕格说“你是说我将成为大使馆里的翻阅文件的公务员。这是动物的最低级形式的生活。更准确些,应该说是植物的最低级形式的生活。”

帕米拉很熟练地开车穿过康涅狄格大街和马萨诸塞大街拥挤的交通。他们到达大使馆的时候,雨已经停了。黄昏的阳光从黑云下射出,照耀着盛开的粉红色的石南属花堤,也照耀着一排淋湿了的汽车和川流不息地走上台阶的客人。帕米拉这辆车飞快地到达和突然刹车使得几个华盛顿警察直朝它瞪眼,但也没说什么。

“很好,很好,暴风雨后出了太阳,”塔茨伯利说。“这对可怜的老英国是一个好兆头,对不对?有什么消息吗,亨利?你在白宫听到什么特别新闻没有?听说德国人正拚命向海岸线进攻,是真的吗?电传打字机消息说,德国人把法国第九军打得落花流水,我确信他们一定会把盟国的战线切成两段。我在柏林和你说过,法国是不准备抵抗的。”

“听说他们准备在苏瓦松一带进行反攻,”帕格说。

塔茨伯利脸上做了个怪样,表示怀疑。他们进到里面,等待和主人握手的客人在下面排成一条长线,正沿着一道壮丽的楼梯向上走,他们也排在后面。塔茨伯利说:“我感到奇怪的是,德国入侵比利时和荷兰这件事竟然没引起任何反应。世界只不过打了个哈欠。这说明二十五年以来人类倒退了多远。你想想看,在上一次大战,强占比利时被看成是震撼世界的暴行。现在人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德国人反正一点不知羞耻,反正非常野蛮。你知道,这反而成为对他们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这一方反倒丝毫不能象他们那样自由行动。”

在铺着红地毯的宽阔的楼梯顶端,今晚的主宾(一位面孔干瘦、红润、年在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剪裁非常合体的双排扣、大翻领的黑色外衣)和大使一起站在国王和王后的巨幅画像下面跟客人们握手,他心情紧张,不时地老要去摸摸他那鬈曲的金色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