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娜塔丽卧室的一扇门敞开着，因此希特勒的尖厉叫喊把孩子惊醒了。娜塔丽在起居室里已经把收音机的声音拨低，但是元首突然一声尖叫：“罗-斯-福！”把她和埃伦吓得吃惊地面面相觑，路易斯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他终究是个疯子。”穿着浴衣、围着围巾的埃伦-杰斯特罗沉重地在扶手椅里坐下，两只凹陷的发红的眼睛淌出泪水，摇着头，颤动着手把茶杯举到嘴边。希特勒还在厉声吼叫、嘲骂，忽而声音放低，忽而大声叫喊。“极其机敏、动人、有力，然而是个疯子。我承认以前我从来不了解这一点。我还认为他是装腔作势呢。”

娜塔丽对她的叔叔略带轻蔑地望了一眼，然后走到她的娃娃那里去。

元首的演说一开始照例控诉德国和他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逐渐提高调子，讲到一个最大的战犯，说这个战犯应对一切流血和痛苦负责，而这一切他作为元首是曾经竭力设法予以避免的，可是这个痴狂的伪君子把他的国家和他自己都出卖给了犹太人，利用每一次机会反对德国，使人类遭到毁灭。在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个长时间停顿以后，他发出了这声把孩子惊醒的猛烈的叫喊：“罗-斯-福！”

这一声充满仇恨的野兽似的猛烈叫喊，把埃伦-杰斯特罗也惊醒了。最近几年来，杰斯特罗很少听希特勒演说。他感到讨厌。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而历史的篇幅上充满了这种不可一世的暴君，他们趾高气扬地度过他们短暂的黄金时期，制造他们的一切损害，建立他们的宏伟纪念碑，然后消失。希特勒也会是这样。杰斯特罗在他有一次访问德国以后，曾经写过一篇冷静的思考文章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题目叫做元首：午夜前的思索。

在这篇文章中，杰斯特罗把纳粹的狂热与历史上各个时代兴起又消失的其他短暂剧烈的群众骚动并列。有时候它们改变了事物的秩序，例如十字军和法国大革命；有时候他们留下的只是破坏，例如阿拉列克1和帖木儿2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说不定这个古怪的被人捧起来的小叫化子对世界会有什么贡献。他关于建立欧洲统一的新秩序的号召还有点意义。他可能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他也许会胜利，也许会失败；但是无论怎样，最后他还是要死去，世界还是要继续前进的。上帝——杰斯特罗以调皮的嘲讽使用这个名词，来表明世事的随波逐流——就象路边的一个高明魔术师，使用随手拿来的不论什么东西表演他的节目。要是希特勒胜利了，给欧洲，甚至全世界，带来一个暴虐的延续一两世纪的统一的德国，也许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我们渺小的世界正是需要他的。发生的事情终究只是非发生不可。天堂里没有骰子可掷。人类的精神在不断地渴求自由之中，要么使他们的条顿主人最后软化驯服，要么冲破暴君的监狱，如同一棵野草冲破水泥人行道一样。

1帖木儿（1336-1405），成吉思汗后裔，一三六九年称汗，建都撒马尔罕，曾远征中亚细亚诸国及印度、土耳其等地。

2阿拉列克（370-410），西哥特王，曾在纪元四一年攻破罗马城。

这样用几段简练的文字处理了这个德国独裁者以后，埃伦-杰斯特罗已经在思想里把这个人的问题解决了。这一天，由于喊叫了罗斯福的名字，希特勒又在埃伦-杰斯特罗的思想里冒了出来。

这个独裁者继续讲着，把罗斯福和他自己作了冗长的、近于狂言乱语而又尖酸刻薄的比较。他，是为生活而挣扎的双亲的儿子；罗斯福，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娇生惯养的独生子。他，是忍受风雨、炮火和污泥达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普通士兵；罗斯福，是在海军部安全舒适的办公室里工作的出身名门的政府要人。他，是中过毒气的退伍军人，躺在医院里一贫如洗；罗斯福，是战后把遗产增加了一倍的一个狡猾的金融投机家。他，是一个战败的、屈服的民族的恢复者和重建者；罗斯福，是一个经济补锅匠，用他的想入非非的新经济计划来营救一个富国。他，是对于过去罪恶的勇敢的纠正者，象救世主一样的欧洲统一者；罗斯福，是力图不管将来而维持犹太人世界霸权的一个主要战犯。埃伦-杰斯特罗听着这种凶狠、疯狂、奇怪的首尾一贯的妄想，他的哲学上的立足点开始动摇，最后惊恐起来。

意大利人已经取消美国人的出境签证。美国大使馆的代办已经告诉杰斯特罗，这只是一个预防措施，他们还应该准备在本月十五日离开，如果当时还没有宣战的话。几天来杰斯特罗睡得很少，吃得也很少。现在，他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说，好象一扇铁门当啷一声关闭了。

“怎么样？”娜塔丽说，抱着用毛毡包裹的大声啼哭的娃娃。“还有什么希望吗？”

“他还没有宣战呢。这么多话里没有一句宣战的话。”

她用满不在乎的熟练动作，不大顾得上害羞，解开了她的毛线衫、短外衣和衬衫，露出一边雪白的乳房，把咖啡色的毛线衣拉在娃娃身上。“为什么这间屋子冷得多？冰冷的，而且”

杰斯特罗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叫她不要说话。希特勒的话越来越激动，逐渐达到高潮。他的听众已经沉默了很长的时间，这时爆发出一片鼓掌声、欢呼声和“元首万岁！”的吼叫声。

“埃伦，这是什么意思？”

杰斯特罗提高声音，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恐怕就是这个。他说他已经召见美国的外交官员，把回国的护照交给了他们。这就开始了欢呼。”

“唉，我只能说我也觉得吃惊。”娜塔丽用一只手指头抚顺着孩子的脸庞；当孩子安静下来开始吃奶的时候，她凄然微笑了一下。“你只不过是饿了，小顽皮，是不是？”

她的叔叔说：“墨索里尼还要演说呢。过一两个钟头我们就会知道。”

“哦，埃伦，他会怎样选择呢？”

他把收音机关掉。“-，横竖就是这样了。我想喝一杯雪利酒。你也来一杯吗？”

“不，不，我今天最好保持头脑清醒，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讲。”

杰斯特罗倒了满满一杯酒，一口喝干，然后又倒一杯，身子缩在扶手椅里，慢慢地呷着，无目的地环视着这个堆满了手提箱和木箱的又高又长的寒冷房间。旅馆静悄悄的，外面马路上也是静悄悄的。

“不要灰心，娜塔丽。你知道吗？在一九三九年，这位意大利领袖曾经脱身过一次。在军事上他对希特勒没有用处。意大利人又虚弱，又执拗，而且是被打垮了的，要是他对美国宣战，他也许会被人暗杀，希特勒一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此外，他又狡猾。他会找出些圆滑的客套话，我们还可以在十五日坐上那架飞机的。”

“啊，埃伦，千万请你别说了吧。他会宣战的。”

杰斯特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想是这样。娜塔丽，我很抱歉，我深深地感到由衷的歉意。”

她举起一只手，手掌向外。“不，不，不要这样。这有什么用处呢？”

“让我说下去。把你和你的孩子都拖累在里面，真使我受不了。我决没有——”

“埃伦，是我自己这样做的。现在别再重提了。别这样。我忍受不了。”除了孩子使劲吃奶的声音以外，屋里一片长时间的沉默。杰斯特罗一口一口地呷着雪利酒，用垂头丧气的表情朝他的侄女望了一眼：“亲爱的，也许我该打一个电话给大使馆，问一问是不是在计划搞外交人员的专车。”

“要是你能把电话打通的话，倒是一个好主意。要不然我们就亲自走一趟。” “我正在这样打算，”杰斯特罗说“试试吧。”他打了电话，但是大使馆的线路忙碌不堪。他又倒了些雪利酒，慢慢地讲着话，间或咳嗽一两声。“一个历史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会歪曲一个人对现在的看法。我似乎是把望远镜倒过来去观察当前的形势。那些人物看来渺小而滑稽。那些事件看来那么琐碎，那么重复，那么平凡！我想，我能很好地了解过去，我对将来也看得清楚。只是对于现在我却这样糊涂。亲爱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资源可以使他们坚持。中欧的这所华丽而破烂的军国主义疯人院将会倒塌。俄国和美国是可畏的，这两个国家会把纳粹主义夹在中间压碎。唯一的问题只不过是时间来得多快罢了。好吧，我该穿衣服了。”

“是的，埃伦，快穿吧。”

“让我先把酒喝完。”

娜塔丽不耐烦地站起身来，把孩子抱到卧室去，免得跟她的叔父拌嘴。对于这个爱唠叨的、自负的、胡思乱想的老头儿，她已经没有什么敬爱，他的趾高气扬的挖苦话和顽固得闭眼不顾事实的乐观主义，已经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了这个危境，尽管说到底还是她自己要负主要的责任——她常常回过头来这样想。

亨利-娜塔丽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自我的探索。她在什么情况下干了这种不幸的蠢事呢？在回来的时候吗？在跟拜伦结婚的时候吗？没有搭德国飞机离开苏黎世吗？没有跟赫布-罗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吗？不，毛病在她的思想深处。尽管她表面上那么聪敏，归根到底她却愚蠢透顶。她什么也不是，什么人也不是；她没有真正的身分。她的一生象是在空中飘荡的蒲公英的绒毛。她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标志除了惹起麻烦之外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的第一次恋爱是跟一个异教的非犹太的知识分子。她跟一个基督徒结了婚，没有怎么考虑两个人在出身背景的冲突；他年轻，缺乏学识，又使她多一层烦恼。这一连串多么奇怪、偶然、不连贯的遭遇却创造了这个在她怀里沉睡的蓝眼睛小生物！

过去几星期，娜塔丽夜里开始做梦，仿佛上述一连串遭遇都不曾发生过。在这些梦中，时间倒流回去，有时候回到巴黎，有时候回到大学，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长岛的儿童时代。她在睡梦中发现自己摆脱了梦魇般的现实生活，心中充满了宽慰和快乐；但是当她醒来发现梦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实的方面时，一种冷酷而消沉的忧伤便接踵而至。不过至少这个孩子是属于真实方面的。

孩子成为她生命的寄托了。在这一时刻，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她胸口的这只温暖的小嘴：活泼、甜蜜而且异常美好。除此以外——在旅馆的房间里，在罗马，在欧洲——全是肮脏的、危险的、不可靠的而且渐渐暗下去的视野。外交人员的专车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孩子睡着的时候，娜塔丽把他包好，自己穿好衣服，准备到大使馆去。

“喂，亲爱的，你看来很漂亮。”起居室里，埃伦现在很得意地斜靠在躺椅上，披着索尔家在他六十二岁生日送给他的一件蓝色短斗篷，穿着他的一套最好的深色衣服，系着一个很大的领结。他还在喝雪利酒。

“无聊！要是我安全地回到家里，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套倒霉的衣服烧掉，我再也不穿咖啡色衣服了。”

埃伦以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神态，把只剩一半酒的杯子向她挥了挥，兴高采烈地笑起来。“真了不起，你还保持着你的幽默感。”他说，虽然娜塔丽相当严肃。“坐下，亲爱的。别再踱来踱去了。”

“我们不到大使馆去了吗？”她坐在一张躺椅的扶手上。

“告诉我，娜塔丽，你看见过恩里科-斯潘涅利神父吗？”

“那个梵蒂冈图书馆的管理员吗？没有。”

他乜斜着眼睛逗趣似的朝她微笑，这是在傍晚将尽，他喝下过多的白兰地时往往出现的。“不过，我想有一个晚上我们大家在一道吃过饭。”

“我想大概有过。路易斯病了。”

“啊，不错。我现在想起来了-，恩里科一会儿就要开车来把我们带到威尼斯广场去。他认识所有的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在新闻记者席听墨索里尼演说。”

“什么？我的天，我不愿把孩子带到法西斯暴徒那里去！那怎么——”

杰斯特罗举起手来要她注意，匆匆地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行字，同时继续跟她讲话。“喂，亲爱的，这是看得见的历史。既然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如充分利用它。”

他递给她的那张便条上写着：要是宣布战争，他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大使馆去。就是这个打算。我们不呆在旅馆，在这里我们可能被抓去。

她在下面写了一句：“为什么你信得过他？”他们不敢肯定他们的房间里装有窃听器，但是有时候他们写便条来对话，作为预防措施。

杰斯特罗向她眨了眨眼，把眼镜取下，用一块手帕擦了擦。这是娜塔丽早已熟悉的他要高谈阔论的一种不自觉的信号。他轻轻地说：“娜塔丽，你知道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吗？”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那你就不知道了。我想这些年来你也许很机警。告诉你，我讲的完全是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