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事关您的案子。事关与您有关的事情。您为什么来这里。我想掌握情况。跟您有关的一切。”
“昂热拉”
可她已经从我面前走开了,拨了一个号码。“我给您叫辆出租车。”她说。
当她订好出租车后,我跟她走向房门。现在,她又像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那样冷淡、内向和不可接近了。她当然没送我到楼下。她在门口告别。我想吻她的那只手,可是她迅速地抽了回去。这回她没等我钻进电梯,屋门就马上关上了。
当我走上停车场时,出租车还没到。我只得等。我从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这时我注意到,那里面还塞着一张纸条。我将它取出来,就是那张我写了“谢谢一切”的纸条。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一定是把这张卡片拿在手里,我想。因为现在有一个词被画掉了,她的大而宽的笔迹在那上面写了另一个词。我站在大门口的灯光下,点燃一支烟,吐出烟缕,久久地端详那张卡片。
我写的是“谢谢一切”
现在,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31
他躺在实验室地面上的一个大血洼里,大半个脸都被削掉了。他侧身躺着,脸上缺的那一部分变成了碎骨头、皮肤、筋和血,大量的血喷溅了一地。他躺在血泊中,血染红弄脏了他的衬衫、他的裤子、他的头发、胳臂和双手。
我站在那里,盯视着这曾经是一个活人的东西。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站在我身旁,是他将我领进了这个房间,房里摆满了工具、煤气本、化学物质、显微镜的桌子和货架。身穿衬衫和裤子的男人们来回走动,给尸体拍照,把石墨撒在桌上、货架上和工具上,寻找指纹。一共是六个男人。这房间装着铁栅,非常热。我果然没认出死者,问:“这是谁?”
拉克洛斯问答说:“这是劳伦特-维阿拉。”
“万能的上帝啊!”我说。这位英俊的劳伦特-维阿拉,曾一度是昂热拉的情人,此后是她的朋友。我的念头还在昂热拉身上,我先是想到,她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何反应。我说:“我中午在‘费利克斯’还碰到过维阿拉。” “三个小时前我还在跟他一道吃晚饭。”拉克洛斯说。他脸色苍白,神经紧张,嘴角一直叼着烟,却忘了吸。
“这会是谁干的,怎么干的?”
“用一把大口径的装有消音器的手枪,从最近处。真正是一枪打在颈部。”
“那得是个属于这屋子的人或者维阿拉认识的人——窗户装着栅栏,咱们这是在二楼。”
“是的,”拉克洛斯阴郁地说“这使一切更加糟糕。一定是某个先前还跟维阿拉交谈过的人,无论如何是一个熟人。”
“他是怎么进来的——我指的是进这屋子?”
“这屋子整夜开着。”拉克洛斯说。他讲话时,嘴角的香烟上下颠动。
“哨兵呢?”
“您想到哪儿去了?我对您讲过,我们的人手太少。不在执勤的都休息,好好睡觉,或者在办公室里工作。只要认识维阿拉,谁都很容易进来。三刻钟之前我也进来过,因为我想知道维阿拉的检查进展如何。是我发现维阿拉的。我马上给尼斯的司法警察打了电话,因为此事超出了我们的权限,这就更加严重了。探长雅克-鲁瑟尔已经到了。他正在审讯什么人,寻找证人。谢天谢地,他带来了一些警官。”
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正把尸体翻到一边,进行检查。那人灰头发,戴眼镜。
“韦农大夫,我们戛纳的警医。”拉克洛斯告诉我。韦农快乐地向我点点头,然后拿镊子在那曾经是劳伦特-维阿拉的脸的血糊糊中捅来捅去。就是他曾经吻过昂热拉的嘴。这时,一只大苍蝇落到那血糊糊上。韦农大夫连赶都不赶走它们。他把一只手伸进那血淋淋的颈部,拨动剩余的头部。
“这儿,乖乖,”他对拉克洛斯说“枪口。很小。撕掉了脸。很明显是一颗达姆弹。”
“维阿拉一定是坐着的,”拉克洛斯解释道“估计是坐在他的一架仪器旁,凶手站在他身后。维阿拉死得很痛快。他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就已经完了。我有一天也想这么死去。”
“我原以为达姆弹只适用于步枪。”
“也适用于手枪,乖乖。”韦农大夫毫无疑问已经做警医很久很久了。没有什么再令他惊讶,没有什么再令他失望。一个没有幻想也没有一点惊骇感觉的人,不管他看到什么,不管他要检查的是什么。一个怪人。或者这开心的“乖乖”只是在演戏,在保护韦农,不让什么触动他、影响他和打动他的心?
“拿着你的本子到这儿来,乖乖!”韦农大夫尖叫道,迅速活泼地向一位助手口授起来。那个年轻人做着速记。
“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问“有动机吗?”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一个很好的动机,可惜。”
“是什么呢?”
“您看看那边的架子。”
我望向架子,那上面上午还放有全部碎片,尤其是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电线和空壳子,是从游艇上拆下来的。现在,架子上空空如也。
“不管那是谁,反正他全拿走了。”拉克洛斯说“不光是材料,还有维阿拉的图纸。他有几张。我上午见过它们。现在全没了。”
“这可是一大堆东西啊,”我说“而且很沉。”
“凶手一定是分两三次运走的。大概是装在箱子里。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跟同伙。”
“这是冒险。”
“这当然是冒险。在这里跟我们打交道的是些无所畏惧的人。”拉克洛斯说“您想想咱们初次见面时我讲过的话吧。”
一个魁梧高大的人走进来。他个子太高了,略躬着身子。他穿一身热带西装,系着领带。他有着蓬乱浓黑的眉毛,波浪形的白头发,精神矍铄的脸上眼睛乌黑。
“这是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雅克-鲁瑟尔探长”拉克洛斯为我们作介绍。
鲁瑟尔是跟拉克洛斯完全相反的类型——精神抖擞,不折不挠,愤怒、勇敢。
“真他妈的气人,是不是?” “是。”我说。
“不管是谁,我一定要逮到他。”鲁瑟尔说“臭狗屎,见他妈的鬼。我不在乎是不是富人们卷进了此事,即使全世界都属于他们!他们没有权利以为自己好似码头上最穷的流浪汉。”
“可他们这么想。”拉克洛斯说“他们有权,权力很大。”
“权力,狗屁!”鲁瑟尔说“我跟巴黎通了电话。跟政治警察厅。跟经济警察厅。我让他们好好行动起来了。派人到这下面来。”
“那我们就要出丑闻了。”拉克洛斯说。
“那又怎么样?这里发生了一场谋杀。假如一切不是假的,不久前还发生了一起死亡十二人的谋杀。假如我不是个大傻瓜的话,在这些谋杀之间,在他们所有人之间,都有联系。‘月华’游艇上那些可怜的船员们,他们只可以驾驶游艇,他们不是亿万富翁,路易,他们贫穷,全有家小,就跟你和我一样。这一下全家失去了抚养人。如果我这时候还怕惹恼别人,闭嘴不吭声,那我宁愿受到诅咒您怎么讲,先生?”
“如果我害怕这里的这些人的话,我也愿受诅咒。”我说。
“你们!你们不是生活在戛纳。”拉克洛斯声音很细地说。鲁瑟尔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维阿拉留下了一位母亲。”他说“她现在能拿一份退休金。你知道这份退休金有多高。想想维阿拉的母亲吧,路易。你想想,假如那是你的母亲。”
这个矮小、可怜的人身上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他的身躯直起来,疲倦的眼睛睁大了。当他讲话时,话里透出那强抑下去的屈辱和数十年的仇恨。他说:“你讲得对,雅克。我是个胆小的猪,这么长时间,总这么胆小。可现在我不再是这样了。谁干了此事,他就得偿还。”拉克洛斯抬头望向鲁瑟尔“谢谢你这么跟我讲话。”
“好了,我的老家伙。”鲁瑟尔说。
一个警官走进来,问:“这里有位卢卡斯先生吗?”
“是的,”我说“什么事?”
“‘庄严’酒店打来了电话。那里有您的两封紧急电报。如果可以的话,请您赶紧过去。”
“我们这里现在用不上您。”鲁瑟尔说“如果您想走的话”
“我必须走。那是我的上司。”
“明白。估计这事现在闹大了。”鲁瑟尔说。
此时我们都还不知道,他说得多么正确。
32
两封电报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来的。我请求夜班门卫从门卫的保险箱里把我的保险箱钥匙给我,取出密码簿,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坐下来译电报。头一封电报要求我乘星期天的早班飞机回杜塞尔多夫,到达后立即去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报到。第二封电报内容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知情人和物证。
我又看了看。
这份电报是十九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我想,如果我呆在酒店里读到了它,维阿拉也许还活着。随后我考虑:我们能如何保护他?不是保护他,我想,而是保护物证。勃兰登伯格又是从哪儿对一切了如指掌的?
我烧掉电报,让烧焦的纸屑落在烟灰缸里,再把它捣碎,然后把密码簿放进我的保险箱,又从里面取出我的护照和全部的钱,对门卫说,我明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但我想保留我的房间。
“已经全办妥了,先生。给您保留那间房,您很快就会回到这里来。”
“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们同样也收到了一封电报。”他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您的飞机票,先生。我们按要求在法航的飞机上订了个座位。它于九点从尼斯起飞。您飞经巴黎,十二点二十五分到达杜塞尔多夫。我们把一切全转到您的账上。”
我向他道谢,放回保险箱的钥匙,看着他将它锁好。然后我坐电梯上楼去我的房间,脱去衣服,冷热交替冲了个澡。房里堆着许多盒子——我的西服、衬衫和裤子已送到了。我一丝不挂地全打开,把衣服收起来。我把米色的轻便西服放在外面,还有一条昂热拉选的领带。我要穿它们上飞机。我裸身躺上床,试图睡觉,但是我又清醒异常,就打开床头的小收音机。一个软绵绵的女人声音在唱:“这是一出完美的戏。”我又关掉。现在是两点二十分,我看看手表,夜里我老是把它重新戴上。电话响起来了。
是昂热拉打来的。
“我刚才打过电话,可是您不在。什么出什么事了,罗伯特?是什么严重的事吗?”
“对,”我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什么事?”
我告诉了她。
一阵长长的沉默。我想,我很想知道她讲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她终于轻声说道:“他是个好人。从那时起,我们就只是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我为他的死伤心。他是那么爱他的母亲。我明天就去看他的母亲,照顾她。现在她可是孤苦伶仃了。”
“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问。
“因为——生活总是在继续,可怕,对不对?我想说,我的女朋友帕斯卡勒很愿意为所有这些人安排一次晚餐。后天八点。您看合适吗?”
“非常合适!您等等。我明天——今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
“多久?”我的天,她立马就这么问了!我心想,感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动。
“我不知道。不会长。如果长过后天,我会及时打电话谈吃饭的事。但是我希望,到那时我已经回来了。我迫切希望。”
“您去杜塞尔多夫是因为维阿拉之死吗?”
“这也是一个原因。”
“您的飞机何时起飞?”
“九点十五分从尼斯起飞。”
“那我八点在酒店门外接您。”
“不用!就剩五个半小时了!不,我叫辆出租车。”
“您别叫出租车。我八点到。晚安,罗伯特。”
“晚安,昂热拉,多谢。”我说,挂上了听筒。
但这一夜再也不会安宁了。
我穿上一件晨服,走到房间的阳台上,坐下来,吸烟,一根接一根地吸。我太激动了,无法入睡。从四点半起,海上的天空将会亮起来,色彩瞬息万变。十字架路上和酒店里都万籁俱寂。四点四十五分电话又响了。又是昂热拉。
“您睡不着,对不对,罗伯特?”
“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可怜的维阿拉。”
“不仅仅是可怜的维阿拉,”她说“这您也非常清楚。”
“是的,”我说“我非常清楚。”
“我打电话时,您正在干什么?”
“我坐在阳台上仰望天空,它正在变亮。”
“我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我坐在平台上,望着天空。您的电话线也很长吗?”
“相当长。”
“那您拿起电话,回到阳台上去,再去仰望天空。”
我依言而行。 “您坐着吗?”
“对。”
“现在咱们俩都在仰望天空。”昂热拉说。
“对。”我说。说完我沉默不语。听筒里有沙沙声。天空先是灰蒙蒙的,后来变成沙灰色,现在正由赭红色变成棕色、苹果绿色,然后变成越来越强烈的金黄色。盘旋的十字架路旁的白房子在这金光中熠熠生辉。我们就这么呆坐了一段时间,我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昂热拉也这么呆坐着,她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没有人讲一句话。后来,一轮血红的太阳从海里喷薄而出。
“那就八点见。”昂热拉说,说完就挂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