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一部电话响起来。我睡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我听到了,我只是梦到,电话在响。我刚刚梦到蛇,很多、很大的蛇,我为了求生跟它们相搏。蛇群准备让我窒息死去。一部电话响起来。不,这不是梦。我惊跳起来,一下子醒了,不知道身在何处,几号,几点,我是谁。真的不知道,我说不出来。一部电话叮呤呤响。我看不见那部电话机,因为窗帘拉上了,房间里几乎墨黑一团。我仍然感到,群蛇在压迫我的身体,头发、身体和额头都汗淋淋的。
我在哪里?这部该死的电话在哪儿?我摸索,碰翻了一杯水,它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一只手抓进水里,水往地上滴,嗒、嗒、嗒。手落在什么硬东西上——是电话。我拾起它。当我把听筒拿近耳朵时,我的手在颤抖。
“喂?”
“早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位姑娘的声音说“您要求我们叫醒您。现在是七点钟。”
“七点。”我荒唐地重复说。我想放回听筒,但是找不到叉簧,于是双手寻找床头灯的开关,摁下,讨厌的光线突然太刺眼地照亮了房间。这是什么我随即恍然大悟。对,我的酒店房间。对,我请求过七点叫醒我。对,我在“洲际酒店”里。对,我离开了我妻子,因为昂热拉。我四点钟已经跟她通过电话。这么说才睡了不足三小时。我的眼睛火辣辣的。我知道,如果我不马上起床,很快就又会睡着。我不能再睡着。我看到杯子里的水浸湿了床头柜,在地毯上形成了黑色的斑痕。我深呼吸,从床上跃起——动作太快了,头发晕,几乎跌倒。我头疼。这是由于威士忌,昨夜的许多威士忌。我还是醉醺醺的。我脚步不稳,跌跌撞撞地穿过卧室走向窗户,拉开窗帘。强烈的阳光宛如一种突然的剧痛洒在我身上。我双手抵住额头。那边就是飞机场。
今天是星期四,五月十八日,我想。我的旧生活结束了。一场新生活开始了吗?是的,我希望如此。一种充满爱情的生活。可现在我如何能到达这种生活呢?今天早晨我没想过此事,后来才想到——在我前往昂热拉的路上横亘着麻烦和困难的高山。这天早晨,一半是因为威士忌,我晕乎乎的,头痛欲裂,只想到,昨夜你做了一个了结。这个了结里蕴藏着开始。我非常认真,认真而担心,现在不能走错一步。我也觉得不知所措,突然感到孤独,无比孤独。我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是我担心吵醒她。我冲了个热水澡,再把头埋在冰冷的水下,剃胡子,但我头痛不止,迷糊依旧。我叫了两壶茶、一瓶阿尔卡苏打水和一瓶矿泉水。茶和阿尔卡苏打水终于管用了。我感觉好了一点。
七点四十五分。
我今天有好多事要办。我先是给冯塔纳打电话,打他的私人号码。这位保尔-冯塔纳博士是我的律师——已不下二十年了。我把发生的一切全告诉了他,说我急切地想跟他谈谈。
“什么时候?”冯塔纳问。他的声音像医生的声音一样平静友善。我从没听过他不这样讲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保尔。我得去公司。有可能勃兰登伯格派我到什么地方去。但晚上我无论如何是空闲的——最迟晚上。如果这也不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行。你到事务所里来。我有案子要处理。半夜之前肯定在这儿。如果行的话,六点过后再来。那时候所有的当事人都走了。”
“谢谢,保尔。”
“不用谢。我警告你,你将面临一段艰难的日子。”
“这我不在乎。”
“你现在这么讲。咱们等着瞧吧。”
“那你会等到我死去。不管面临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必须离开卡琳。我爱另一个女人。她也爱我。”
“这很好。但是这帮不了我们。我将想办法让事情对你尽可能容易些。但你到时候得真听我的,照我的建议去做。”
“因此我才想尽快见到你。”
“许多人想尽快见到我,可是又不按我说的去做。你的银行账户怎么样?”
“用的是我的名字。我只答应卡琳有签字权。”
“那你现在去银行,取消她的权利。”
“这我已经想到了。我得马上去办。”
“这当然。从现在开始,你妻子会想尽一切办法伤害你,让你吃亏,从一开始就尽量多捞好处。”
“她冲着我的背后喊,她要让我一贫如洗。”
“瞧瞧,”冯塔纳说“你当心,罗伯特。一个被遗弃的女人,什么都做得出。仇恨是一种比爱情强烈得多的感情。卡琳也有个户头吗?”
“是的。在另一家银行,好多年了。我不知道上面有多少钱。”
“你也有签字权吗?”
“没有。”
“当然不会有,”冯塔纳说“这就对了。那我今晚等你。这之前,除了办好户头一事,你什么也别做。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向我保证。” “我保证。代我向维拉问好。”
“我会的。”维拉是他的妻子——十七年了。他们有两个女儿,生活幸福,一对理想的夫妻。这种事是有的。昂热拉和我也会是一对理想夫妻,我想。我穿上衣服,在总台要了一个保险箱,将我的文件和一个装有十一点九万法郎的信封存进里面,那是我剩余的钱。然后我坐进“海军上将”来,开车进城,去我的银行。那位微笑着冲我打招呼的工作人员,我从一九四九年就认识他了。他叫克拉塞,有一只假眼,不知道的人看不出来。他有一次给我看过。岁月流逝,克拉塞头发花白、苍老了。我告诉他我的愿望。他走开,取来我的档案,填了一张表格。我在表格里撤消了我对妻子的授权。我只需要在这张表格上签上字。这一下我妻子就动不了这个户头了。就这么简单,花了不足五分钟。我把我的新地址告诉克拉塞,让把银行账单寄到那里去“洲际酒店”等等。他记下这个,没提一个私人问题。他是个非常羞怯的人。那只假眼是来自苏联狙击射手的子弹。他老是讲,他一生中有过两次幸运,比别人的一百次都幸运得多;那位狙击射手本来也能致他于死命,只差分毫。这是一个幸运。另一次幸运是他跟一个他称为“恩心”的女人结了婚。他跟“恩心”结婚二十八年了。他们没有孩子,恩恩爱爱,宛如新婚。这些年来克拉塞变得有点饶舌了。这天早晨,营业大厅里还差不多是空的。克拉塞取出一份日历,指给我看那一页,那一页印有全年的所有日子和月份。那些日子已几乎有一半用红笔画过。
“看起来很好看吧?”克拉塞的脸神采奕奕。我感觉到,不仅仅是他的真眼睛,连他的假眼睛也在高兴。“我每天晚上划掉结束了的一天。”
“为什么?”
“十二月二十日我退休。到时候‘恩心’和我就离开杜塞尔多夫,一庆祝完就走,全都安排好了。我们离开德国。我们从战后就开始省钱,好在特内里弗岛上买一座平房。在巴亚玛。您知道,卢卡斯先生,这是难得的好主意。那座有着黑色火焰海滩的岛。那里便宜许多。我们将在巴亚玛度过我们的晚年。美吧?”
“太美了。”我说“我为您高兴,克拉塞先生。虽然在这里再也见不到您,会让我觉得遗憾。”
“我也会难过,卢卡斯先生。不过,也许这回您也不留在这里了。”这是他惟一能讲的宽慰话。
“不,也许不留了。”我说,盘算着我要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不管那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我会遭遇到什么。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以及除夕。不管发生什么事。
“那里的小房子已经盖好了,配了家具。我们出租到十二月份。这里的家具我们卖掉。我们卖掉这里的一切。我们要在巴亚玛美美地生活。”
“咱们还会再见的。”我说“请代我问您妻子好。”
“谢谢,卢卡斯先生。”他说。我们相互握手,克拉塞摆出立正姿势。他总是这么做。我走出银行,有点眩晕。我思忖我刚才所做的是不是一桩非常卑鄙的事。我对自己说,这是一桩卑鄙事,但为了昂热拉的利益和我自己的利益,我必须这么做。当我觉察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做了一桩卑鄙事时,我头晕得更厉害了。克拉塞查看了一下,我的户头上共有一笔十九万二千五百四十二马克的财产,其中十五万马克是定期存款。毕竟我也想有点利息。这些钱是我为环球保险公司卖命十九年积攒起来的。我算不上百万富翁,但我也不是个乞丐。另外,我还有十一万九千法郎和我的工资。这将永远存进我的户头。我思考:如果我们离婚,我得给卡琳多少?如果她不肯离婚,我得给她多少?我想,冯塔纳会告诉我一切。我开车去附近的邮局,走进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填了一个申请表,申请把我所有的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的地址。马上就转,直到取消或有新的变更。收下表格的那个人研究了好久,然后又盯了我好长时间。
“怎么了?”我问“我填错什么了吗?”
“没有,”他说“全对。您离开家里,住进了酒店,对吧,卢卡斯先生?离开了您的妻子?”
“这关您什么事?”我粗暴地问。
“不关我事,”他低声说“我没有恶意。我为每一个摆脱不幸、走出婚姻的人高兴。我的地狱已经持续十四年了。我患上了胃溃疡。我每天得服十四粒药丸。十四粒!避免一切激动,不然疼痛就会更加频繁。”他笑“避免一切激动真好,对不对?”
“我真为您感到难过。”我说,心想,我至少不用每天服十四粒药丸,没有胃溃疡,而是间歇性跛足。也许还有心绞痛。当我在门口再次转过身时,我看到办公桌后面那个人又拿起了他读的那本书。他得到的是个清闲位置,他的机构富有同情心。我看封皮上的书名。它叫做地球上的所有美事。
34
“罗伯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我得拥抱你。”
此人敦实,中等身材,长着光秃秃的四方头。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站到我面前。他的女秘书为我通报过了。他从他的办公桌后面钻了出来,胳臂抱着我,捶我的背,身上发出雪茄和汗透的衬衫味。我的胃稍微一紧。我想后退。但是他紧抱着我,抬头看我,因为他矮我许多。他的嘴角沾着一些爆玉米花,他的狡黠的猪眼睛里有些激动。我惊骇地注意到,它们甚至是湿润的。“你真了不起,罗伯特。你行动了!你终于不仅仅是讲讲而已,而是行动了。你知道这让我多高兴吗,罗伯特?你简直就像是我的儿子。”又是捶背,又是雪茄和汗味。我再也忍受不了啦,用力挣开。
我们走向他的乱糟糟的办公桌,上面有爆玉米花和雪茄的烟灰散落在大堆纸上。我迅速坐到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他犹疑着站在我面前。我很担心他会抚摸我或坐到沙发椅扶手上,因此我架起二郎腿,把下臂搁在两边的扶手上。他感伤地望望我,走回他的沙发椅,重重地坐上去。
“见鬼,”他说“罗伯特,这真是个令我开心的日子。我等它等了十年。”
“你从哪儿知道的?”我问。
他重新取出一只哈瓦纳雪茄,咬掉头,吐掉。当他点燃雪茄吐出浓烟时,他含糊不清地说:“卡琳打来电话了。今早八点就打了。全讲了。”
“全部?”
“全部,对。以她的细腻的方式,你是熟悉它的。真是夫人,高贵的女人!你在戛纳另有一个,离弃了你的高贵的夫人。这种男人环球保险公司不能雇用。要我炒你的鱿鱼。她失去理智了!如果我们炒了你,她怎么能够继续生活得这么好?我对你讲,这个卡琳什么事都做得出,甚至会把硫酸泼到别人脸上。喏,也许我让她碰钉子了。”
“你让她碰钉子了吗?”
“听我说!我讲,我无论如何不能也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
“怎么样?”
“她说,那么她要找董事会,找最高层。”
“好极了,”我说“好极了。” “好极了,妈的。”古斯塔夫说“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上面的那些人就会打电话找我。我支持你,坚持支持!我少不了你。公司也不会因为这种事开除你这样一份力量。”
“不会吗?”
“绝不会!”古斯塔夫说“随卡琳去白忙一场吧。她做不到。”他好奇地盯着我“这么说,你在县纳找到了伟大的爱情,是吗?”
“是的。”
“我高兴。我真为你高兴,罗伯特。”
“谢谢。”
他拥下连接他的女秘书的对讲机的按钮,瓮声地说:“请您现在将瓶子拿进来!”
“什么瓶子?”我问。
“香摈。咱们得庆祝庆祝,伙计!我可以告诉你,你的那个老婆,我也许给她讲明白了,禁止她再拿她的私事来烦我。我告诉她,我是你的朋友,我不想听她讲你什么。这样对吗?”我点头。“我不想告诉你,她都讲了你什么。真恶心,伙计,恶心。”我想,既然连古斯塔夫都感到恶心,那一定是够恶心的了。“假如她发火,那还好。可是不,只有控诉和自怜。她威胁说,她能损害你的工作。卑鄙无耻,冷酷的威胁。她当然也不停地讲另一位,县纳的那位。她不认识她,对吧?”
“不认识。”
“讲到另一位时她才有点愤怒。只讲她是妓女,虽纳妓女。”
勃兰登伯格的女秘书,一位较老的小姐,用托盘端进来一瓶香摈和两只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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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古斯塔夫说。他笨拙地打开瓶子,香槟喷溅到一堵墙上。“见鬼,”古斯塔夫说“冰得还不透。算了,温就温吧。”他倒满杯子,递给我一杯,跟我干杯。
“为了你的幸福,罗伯特,我的孩子。”
我们喝酒。香槟真的是太温乎了。它肯定也很便宜。古斯塔夫马上又把杯子倒满了。
“你现在怎么做?”
“我得跟我的律师谈。”
“卡琳说你要求离婚。”
“不错。”
“娶另一位?”
“有可能。”
“肯定是!不是有可能!你可以信任我,伙计!你终于又找到了爱情,我跟你一起高兴。你多年来第一次看上去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干杯!”
“干杯!”我喝下温吞的香槟,虽然我觉得它并不好喝。我不想惹恼古斯塔夫。我现在不想让任何人生气。
“她叫什么?”
“这我目前不想讲。”
“听着,你对我可以无所不谈。说吧!”
“真的,古斯塔夫,请别逼我。”
“那好吧,我明白。我全明白,不生你的气。再为这个戛纳妓女干一杯!”他一边将我的杯子重新斟满,一边哈哈地笑。
“不,”我说“谢谢。我够了。” “你不愿跟我为你的爱情干杯?为你们的幸福?你一点也不迷信吗,伙计?”
他这句话吓得我立即把手从我的杯子上拿开,让他倒满。
“喝吧。”古斯塔夫说。我们再喝。我感觉到微辣。这确实是最便宜的香槟。我的节俭的古斯塔夫。“你应该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俩都可以信任我。为了你和她,我愿意赴汤蹈火。我根本不认识她。可如果你爱她,那么我也会为她做一切。”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这是一句我还会再次想起的话。
35
这天早晨,他穿的是一件有蓝色条纹的橘黄色衬衫,打着一根绿领带。他的房间里暖乎乎的,空气稀薄恶浊。古斯塔夫的衬衫的腋窝底下露出大块深色的斑。我尽量不望过去,但我因此反而更经常看。
“戛纳发生的一切,我全知道。”古斯塔夫说“那位克斯勒昨天还跟波恩他的上司、跟弗里瑟通过电话。说是打了一个小时。他的电话机上有个反窃听装置,克斯勒和他可以无所顾忌地畅谈。十年来我一直申请给我的机子装上这么一个东西。”他气乎乎地说“我得到了吗?我得到的是狗屎。我们得用这破烂的密码电报工作。或者我得让我的人来回飞。好了,这一下他们将基尔伍德那个醉鬼干掉了。据说那样子相当恶心,是吗?”
“噢,是的,”我说“相当恶心。”
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其他人样子恶心,可真是少见。
“谁干的?”
“不清楚。他们这期间没有进展吗?”
“没有一点线索。律师、警官以及谁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记者云集戛纳,但警察屁也不懂。被喊去的法国和美国的代表在尽量压下这件事。”
“是的,这我听说了。”我说。
“从谁那儿——算了算了。是啊,就是这么回事。成大事了。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他们一心一意,尽力掩饰。他们当然进行调查——附带地进行。我不想做这位拉克洛斯或鲁瑟尔。可怜的狗。如果人家允许他们查,不管他们查出什么来——那也只是喂猫的。法国和德国的几家报纸今天早上报道了对一位美国富翁的神秘犯罪,把整件事说成了普通的刑事案。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你以为,是谁害死了基尔伍德呢?”
“某个害怕基尔伍德对赫尔曼的死讲得太多的人。基尔伍德懂很多。”
“跟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古斯塔夫说。他一讲话,爆玉米花就从他的嘴里喷出来。“可凶手如何接近得了基尔伍德呢?克斯勒说,房子是受到监视的。”
“他们认为,有可能是谁一直躲在房子里,谋杀被发现后趁乱逃走了。”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此话怎讲?”
“不是有一大批警察在监视那房子吗?不时有一个人进去看看。有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这是发疯了!”
“一点也不。”
“不,”我清醒地说“你说得对。一点不疯,如果出的钱足够多的话。他们有的是钱。”
“正是。这个人也害死了维阿拉。还有另外十二个人,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
“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环球保险公司得支付一千五百万。”我说“你派我去,可是要我一定想办法证明那是自杀。”
古斯塔夫嚼着他的哈瓦纳雪茄,期待地望着我。
“出什么事了?你不是为此派我去的吗?”我问。“当然是,”勃兰登伯格说“但我总可以好好想想吧?在这件臭事上什么都有可能。包括不止一个凶手,而是多个凶手,但也可能赫尔曼还是自杀的。”
“这么说你还相信?”
“我想相信。我必须相信它。我可以相信它。”古斯塔夫说“因此,我把你招了回来。咱们还算走运,能证明是自杀。你得坐下一班飞机飞往法兰克福。”
“那儿出什么事了?”
“在弗里瑟打电话告诉我有关基尔伍德的一切之前,我还收到了一个电话。是法兰克福的一个人打来的,一定要跟我讲话——他说是找你的上司。然后他告诉我,他有事必须讲给你听。亲自。紧急。在法兰克福。他无法离开。还必须在晚上六点之前。” “为什么?”
“因为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时间了。然后他就要开始工作。那家伙名叫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
“我不认识。他为什么偏偏要跟我谈?”
“因为他认识你。确切地说,是认识你的名字。了解你的一切情况。”古斯塔夫说“他只跟你谈,不跟其他任何人谈。也不跟警方谈。根本不会跟警方谈。当然要钱。给他好了。你多带点。看他讲的值多少。”
“等等,”我说“我完全糊涂了。这位”
“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这张纸条上写有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亚历山大街。在西边,在洛歇街附近。”
“这位莫利托尔怎么会认识我?”
“通过泽贝格。”古斯塔夫说。
“这更加不可思议了。”
“非常简单。莫利托尔在电话上对我讲,在戛纳出事的消息登出来后,他就给戛纳的泽贝格打了电话,问他应该怎么做。”
“什么该怎么做?”
“拿他可以出卖的东西怎么办,具体我也不清楚。泽贝格知道,他在电话里说的。泽贝格要他讲给你听,你是合适的人,因为你负责此案。”
“可你对这件事答应什么了?这一切听上去都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没什么太不可思议的,”勃兰登伯格说“如果事关大笔钱的话。那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事常常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你认为,莫利托尔现在会向我们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