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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的第三位银行家表现得跟所有其他人一样。那是位老先生，长着白头发和白色的络腮胡子。在我们简单的谈话结束时他说了句奇怪的话：“卢卡斯先生，我知道，这是您的职业，但我想建议您的公司，停止调查，结束此案。”

“为什么？”

“因为您永远也不会获悉真相。”

“您怎么知道？”

“也许您会了解到真相，”他引导地说“但是您无法拿它怎么办。谁也不能拿它怎么办。”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我不能告诉您。请您相信我，我在这一行里算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当，它有着非常奇怪的规矩。”

“但不该有非常奇怪的法律。”我说。

“还是有的，卢卡斯先生。”他抚摸着他的胡子“如果您继续调查此事，我看得出您还会这么做，对吗”

“对，肯定无疑。”

“那就还会发生更多的事故。不是金融事故，是人命事故。”他站起来，这就算结束这席谈话了。他说：“不管对方是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马上诅咒别人。我们应该和善、原谅、宽恕”说时他用苍老、疲倦和伤心的眼睛望着我。

“什么？”我喊道，可是他似乎没听到我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一切情况，”他继续说“那么每个人就会很容易原谅一切，人类就没有了高傲、骄傲、自满和貌似公正了。公正，卢卡斯先生，这是抽象的。”

“不，”我说“对不起，我不得不反驳您。公正不是抽象的。公正是具体的。”

他盯视我良久，然后默默地耸了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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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尔德”酒店里有给我的一条消息。要我立即跟古斯塔夫联系。他已经打来过两次电话，急切地等着我回电。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他。

“喏，”他那懒洋洋的、狡猾的声音说“你有什么成果吗？”

“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说“可这才是我访问的第四十一位银行家。”

“我相信，你不必再跟其余的人谈了。”古斯塔夫说“乘下一班飞机飞回法兰克福吧。你的朋友，那位‘法兰克相宫’的门卫领班打来过电话。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要你去找他。给我打电话，好让我知道，你何时飞回杜塞尔多夫。”

“又是瞎报警。”我说。

“不是，”古斯塔夫说“这不是瞎报警。我从尿里就感觉到了。这始终是最高的警报标志。快飞吧，罗伯特！”

我飞了。三点钟左右我到了“法兰克福宫”当我走进厅里时，门卫领班喜形于色。

“这可真是神速！我去通知卡灵。他还等在酒店里。你们不能在这里谈，这太引人注意，他不想这样。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害怕。”

“卡灵是谁？”

“一位侍者，”门卫领班说“还相当年轻。自从您上次来过这儿后，我一直在员工中打听——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了点东西。”

“什么？”

“卡灵会亲口告诉您的。现在是三点。三点四十分，您在火车总站前的大报亭那儿跟他碰头。”

“我非常感激您。” “废话！您知道的，我会尽力帮您！也许，卡灵对您讲的话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您还是别太早地感谢我吧。”

“我如何认出卡灵来？”

“他阅读慕尼黑晚报，体育部分。他会靠在报亭上。他跟您一样高大，棕色头发，三十二岁，脸瘦长苍白，叼一支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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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灵先生吗？”

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瘦长脸、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打量着我说：“您好，卢卡斯先生。”

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火车开进开出，那噪音正好合适，人群也是。没人注意我们。

“门卫领班说，您有什么情况要讲。我当然付费。”

“除非您分文不付，我才会讲。”卡灵说“您跟我们的门卫领班是朋友，我理所当然帮您忙——但是不要报酬。”

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那好，”我说“好吧。”

“是这样的，”卡灵说，人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孩子们哭闹，火车头鸣笛，车轮滚动“事关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那次银行家大会，对吗？最后一天晚上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用英语。”

“关于什么？”我问“详细谈了什么？”

“谈现代工业社会里银行家的伦理和义务。”卡灵说，吸着他的雪茄“电梯旁有块黑牌子，对不对？我是指酒店里。那上面总是公布，何时何地有何事。因此我知道了这个题目。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人性的讲座。我是从其他银行家嘴里听到的，他们来到宴会厅出席自动冷餐会。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自助餐和一个酒吧。我在自助餐那儿服务。于是，我当然就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当然。”

“银行家们对赫尔曼充满敬佩和热情，他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那席演讲一定非常出色。赫尔曼也是国内最有声望的银行家，对不对？”

“对。”我说。前往多特蒙德的直快车暂时晚点十五分钟，喇叭里的声音说。

“可不是所有的银行家都充满热情。”

“什么？”我说。

“不，”卡灵说“有一个人不是。因此，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是说，如果您站在自助餐台后面，只听到对一个人的欣赏、夸赞和溢美之词，这时您突然听到一点完全不同的话，您就会竖耳聆听，对不？”

“肯定是的。”

“赫尔曼先生走近自助餐，跟另一位先生一起。他们径直向我走来。他们挑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我盛进他们的碟子。”

“赫尔曼如何穿着？”

“燕尾服——跟大家一样。”

“您见多了所以认识他？”

“认识？他多年来就是我们法国餐厅里的常客。”

“是吗？接下来呢？”

卡灵说：“这两位先生站在我面前。另一位先挑。赫尔曼先生后挑。当我往他的盘子里装时，另一位先生对他讲：‘您的演讲真出色，我的亲爱的。这么多的人性和高尚连石头都会流泪。’”

“这您记得字字清楚，一字不误？”

“对。或者至少差不多。也许词的顺序不一样，但这祝贺是有的，那怀有恶意的词汇，包括‘人性和高尚’。这我还一清二楚，因为后来发生了那小小的风波。” “什么风波？请您原谅，您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卡灵先生。”

“好，按顺序来。那只是一席短短的谈话。赫尔曼先生听后茫然不解地望着另一位先生，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他是问：‘此话怎讲？’或者他是问”

“好了，我已经理解了。”我说“还有呢？”

“还有，”卡灵说“这时，那另一位先生以真正厌恶的表情望定他，讲了几句话，然后——我记得一清二楚：‘老天，请您现在别再演闹剧了！您自己最清楚您在于什么。好极了，好吧，如果您能无愧于您的良心，那您就做吧。但如果那样的话，见鬼，请您别再给我们作如此令人麻木的报告！’”

“这是字字如此还是差不多如此？”

“字字如此，卢卡斯先生。”

“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那另一个人扔下赫尔曼先生就走了，拿着他的盘子走了。赫尔曼先生根本不看我递给他的盘子。他靠在餐台上，我甚至以为他马上就会晕倒。我担心得要命，喊他，一次，两次，可是他根本听不见。他全身抖索，双手攥拳，后来他走了，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端着他的盘子站在那里。”

“他提前离开了大厅？”

“对。这我可以起誓；他再也没有回来。这对您有帮助吗？”

“我相信，它对我帮助很大。”我说“这另一位先生，您还能记得起他吗？您知道他是谁吗？”

“他看上去像个意大利人，但也可能根本不是。说英语带口音。不引人注目的那种。比赫尔曼先生年轻。另外，我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有可能他不久就回他的房间了——或者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这席谈话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肯定是在半夜左右。有可能还要晚些。”

据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讲，赫尔曼先生于零点三十分左右来到他的银行里，心绪不宁，几近精神崩溃。

“您帮了我很大忙，卡灵先生。我不能就这么接受这一帮助。请您允许我为此支付您一笔报酬。请收下！”

“绝对不行。”他说。

“卡灵先生！”

“我说绝对不行！可您知道吗？我有个小女儿。她想要个男的布娃娃。那对面有一家玩具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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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知道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瓮声瓮气地说道“我早就知道了。我说过，我的尿！我们的朋友赫尔曼，他还真是干了坏事！他的一位同事知道了情况。这一下赫尔曼失去了理智。后来后来一切都吻合，罗伯特，一切都相互吻合！我对你讲，我从一开始就对了：这是自杀。我们渡过难关了。”

“但我相信，我们还需要一些细微的证据。”我说。

“你必须马上回戛纳。”勃兰登伯格说，掸净他腹部的衬衫。

“我必须做什么？”

“我们这下不必问其他的那些银行家了。我们知道得够了。弗里瑟三小时前给我打来了电话，克斯勒在戛纳工作，他允许你的朋友拉克洛斯使用装有防窃听装置的电话跟部里联系。拉克洛斯请弗里瑟打电话给我，通知你。”

“干什么？”

“他想要你去那下面，越快越好。一个警方的线人给了他们线索。事关几个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全住在博卡——你知道，喝醉酒的基尔伍德喊过，一切都开始于博卡的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对，怎么了？”

“等他们一查清楚，就会进行一场大搜捕。如果他们逮到了合适的阿尔及利亚人，他吐出了真情，我们这案子也许就了结了。喏，我干得如何？”

“你做得真了不起。”我说。我只能想到昂热拉。 这一下我又要回到她的身边了。“我马上就飞。”我说“今天还有飞机吗？”

“对，但是很倒霉。”古斯塔夫说。

“这话什么意思？”

“罢工，”古斯塔夫说“法国的铁路工人罢工，地勤人员和飞行员也在法国的机场上罢工。你不能坐火车去，也不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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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热拉！”

“罗伯特！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快活！有什么好消息吗？”

“对，昂热拉！我去你那儿！”

“什么时候？”

“尽可能快。现在已经太晚，没办法可想了——快半夜了。但后天中午我就到你身边了。”

后天中午——那是星期六，六月三日。我离开了十三天。十三天！它们让我感到像是十三年，像整整一生。而现在，现在

“我的天，罗伯特，可我们这里在罢工！到处罢工！你不能飞！你也不能坐火车！”

“噢，不要紧，我能。”我说“德国和意大利没罢工，火车还开。你只需开车去意法边境，去文提米格利亚。我赶到那里，你得在那儿接我。那儿离戛纳有多远？”

“不足两小时，罗伯特！你明天何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不是明天。后天！十二点五十五分。不过当心！这是意大利的夏令时！”

“我会在站台上等！我会大声喊，让所有的人吓死！我后天一大早就出发，保证准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次日上午，我又一次去了环球保险公司找古斯塔夫，听取指示，让人家将新的钱换成旅行支票。我妻子既没给我也没给他而且也没给其他什么人打过电话，我对她一无所知。我跟我的朋友、律师保尔-冯塔纳通过电话，寄过去一份委托书，委托他的一位雇员在我不在时定期去取寄到“洲际酒店”的所有邮件。有可能是律师来信，也可能是法院来函。那我们就不能错过期限，不然就会在我缺席时作出判决。当我跟他讲话时，冯塔纳在电话上寡言少语。“我将拆开所有的官方信函。请给我你在戛纳的地址。”

“‘庄严’酒店，十字架路。”

“祝你好运。”冯塔纳说。然后他挂上了。

我也通知了“洲际酒店”会有人来取我的邮件。房间我保留。下午，我乘城市间快车前往斯图加特。在那里我转乘前往文提米格利亚的直达车。环球保险公司在卧铺车厢里订了个单人包厢，我一点也不惊奇，这个包厢的号码是十三。我很快就睡着了，直到我们快驶近米兰时才醒过来。我的耳朵发胀，有点痛。我们毕竟是夜里驶过戈特哈尔德山口的，我感觉到海拔高度的差别。我哈欠连天，那种耳聋的感觉终于随着一声响消失了。

意大利艳阳高照，百花盛开，在这个可爱的南方世界，我每进入一公里就越幸福。在热那亚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卧铺车厢是这趟火车的最后一节，停在一个隧道里，隧道的黑墙上往下淌着水。后来火车终于动起来了。卧铺车厢的乘务员清理我的床。当我们缓缓地驶出热那亚时，我坐在窗前，喝一杯浓浓的速溶咖啡。只见到很大的船停在灰灰的船坞里。这里的码头跟铁轨挨得很近。俄顷我就看到海了。从那里开始我一路上几乎都在看它，直到边境。火车沿着意大利的海岸线行驶。我看海上的船只，大海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我看到沙滩上人很多，我又看到了棕榈树、桉树、橙子树和五彩缤纷的花卉。这列火车在每一个小站都停，许多人上上下下，但卧铺车厢里客人很少。我又感觉到，我这一生中从没体验过我对昂热拉产生的这种感情。我们俩都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我不知道，卡琳会作何反应，我的痛会如何发展，我的案子会有何结果。我只知道，我正去见昂热拉的途中，这沿着波光粼粼的大海行驶的旅程对我就像是一场快乐的梦。我非常渴望能再听到昂热拉的笑，因为我爱她的笑。我想，为了补偿人类生活的所有忧愁、艰难和痛苦，上帝给了人类三样东西：笑、睡觉和希望。当这里的山脊和岩石越来越突兀地从海里钻出时，我们仍然在不停地穿越隧道。我看到隧道入口处挂有牌子，所有的隧道都有名字。一会儿之后，我放弃了数数。隧道多得令人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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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斯的机场上我们曾经跑向对方——越跑越快，上气不接下气。在文提米格利亚，在这座巨大的、形象可憎的火车站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从卧铺车厢里下来，乘务员把我的箱子送给我，我把它放在站台上。火车里没有那么多游客了，他们迅速消失了。乘务员喊叫一个行李员，因此我站在那儿等。火车旁的站台像有鬼似的一下子空了。太阳火辣辣地燃烧。我看到瘦削、失落的昂热拉站在很远的地方，在火车头附近。开始我只看到她的红得发亮的头发，后来我认出了她。昂热拉身着蓝上衣和白裤子。她也看到了我。但是她停住不走，我也停住不走。

事后我们谈起过这一瞬间，问对方为什么我们会呆住了，只是凝视着对方。昂热拉说：“我已在站台上站了几个小时。我是九点开车离开戛纳的，老怕来晚了。这天早晨我的举止像个机械的木偶，不像一个人。当我后来看到你时，我根本动弹不得。我简直相信我要瘫痪了。我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但我做不到我想做的事，也就是跑向你、拥抱你、吻你。我无法离开原地。我的向往和我的欢乐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变得如此巨大，当我终于看到你时，当我本来应该高兴时，我反而无比伤心了。这是最奇怪的。对，我心情悲伤，非常严肃，亲爱的。”

我同样如此。我不能理解，今天还不能。但我也感到一种巨大的悲伤，在文提米格利亚那座外形可憎的边境火车站的站台上，太阳火辣辣的，我非常严肃。我连伸手打招呼都不能，昂热拉也一动不动。

一个意大利行李员推着车过来了。我把我的两只箱子和我的旅行包放到车上。他说，他在出口处等我。他推着他的车子，我跟在他身后，像木头人似的，冷冷地无所适从，跌跌绊绊。昂热拉仍然不动。我沿着长长的火车往前。行李车消失在一架下行的货梯旁。我继续走啊走。我来到了昂热拉身边。她脸上的表情紧张而又克制。站台上只剩下了我们，阒静无声。我们四目相对。我又一次看到，在昂热拉棕色的大眼里我非常微小。我们不讲话。我们默默地拥抱，用尽全力抱紧，拥抱了很长时间。昂热拉抓起我的手，我们缓缓地沉默地走向通地下通道的台阶。过道在铁轨下面，通向火车站大楼，里面非常脏，有来苏儿的臭味。我们继续前行。现在，我们俩几乎是目不转睛地对望。我们仍然是沉默严肃。我们沿着另一道台阶上去，穿过一道栏杆和一个厅，来到站前广场上，昂热拉的车停在那里，搬运行李的行李员也等在那儿。下午的这个时辰，烈日当空，大街上见不到人影，家家窗户紧闭，木制窗棂或白或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