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益挑了个此前写“熔炉案”把国会上下都骂了一遍的记者，觉得这位胆子应该够大，业务能力也强，打电话过去跟对方把前因后果这么一说。

    重点强调，目前一切都只是猜测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还有偷拍来的证据法律不认可，看对方介不介意用他的影响力先撕出一条缝，她好乘势而入。

    她是律师，律师不可能自己打官司，需要当事人的，得先有个当事人才行。

    这通电话打了很长时间，中途守门的小姐姐敲门，说导演那边有空了，问郑谦益是否方便去跟导演见一面。

    捂着话筒的郑谦益有些为难，她这边才讲到一半，不等她说出抱歉，小姐姐自动就帮她说，不方便的话等收工后再见也行。

    中途打了岔，电话继续。继续的不止是一通电话，那位记者大叔在听完整个事件后，只有一个问题，在我拿到切实证据发出报道后，你想要以什么样的角色出现？

    “我不想出现。”

    郑谦益明白他的意思，见多了世界黑暗面的记者总有些奇妙的职业习惯，凡是先往坏处想，与其相信人皆有善心，不如相信每一次善行都有其目的。

    这位记者怀疑她要博名，为的是往后的利益。比如进入政坛那些名声可以作为她的政治资本。

    不怪人家那么想，确实有这个可能啊。到时候脏活累活都是人家干了，报道发出她成了最初的倡议者，还能弄个当事人出来打官司，名利双收，多完美。

    郑谦益也觉得自己应该那么做，太阳不能白做吧，成天出白工啊，太蠢了，理智不允许她当个傻子。

    可太阳之所以是太阳，不就是会干傻事么，在愚蠢的正义也是正义，正义就没有愚蠢的，只有勇往直前。

    “我不需要出现，您的报道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如果因为您的报道让当事人选择了其他律师，或者警方、检方选择委派律师帮其打官司，也不用特意去考虑我。

    按照属地原则，这是釜山发生的事，牵扯春川，两边的检方不论是谁出面处理，都是从当地选律师。除非到了首尔法院，才会需要我，或者说我才有资格介入。”

    “我要是跟您说，我并不介意隐于人后您大概是不信的，那我们说点实在的。如果我的猜测是真的，这件事牵扯的就不是一所学校，一些校内的职工，而是牵扯半个春川政府，大半个。

    这种体量的案子必然会引起中央的重视，敢接这类案子的律师屈指可数。即便他们被委派接了案子，也不敢深挖。”

    “我可能有点自视甚高，但我认为，我是极少数敢把事情挖到核心还不怕火山爆发的人。我不需要您为我做什么，我打电话给您也不是在卖消息，连寻求合作都算不上，我需要的是一个机会，扯下遮羞布的机会。那块布我扯不下来，我需要您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