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里面待着的第一百二十天，我的律师有些焦虑，他说他通过各种途径打探，依旧无法获悉我的开庭时间，他有一个不太好的预感，刚好，我也有。

    我的律师团队已经获得了关键性的证据，很有可能为我成功做无罪辩护，但前提是——开庭时间不会一再拖延。

    我曾经耳闻过，有位前辈，足足被关进去了两年，关到对方放弃无罪辩护的时候，才进行了庭审和宣判，正好判了两年的刑期，开过庭没几天就放了出来——除了身上背了一个案底，其他的似乎没什么影响。

    怎么可能没有影响？那是实打实的两年，那位前辈不像我，我侧重理论研究，有台电脑就能继续做科研，而他的科研偏重实践，两年没去实验室，两年没有论文，出狱后因为案底难以进一流的院所，最后只能远渡重洋去了国外，再之后，国内就没他什么消息了。

    国内的学术圈，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当学者爬到最顶端后，就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可能今天几千万几个亿将人引进到某院所，过几年，这人就会锒铛入狱，用的基本都是经济上的问题——有问题当然好，没问题也要创造问题。

    在里面待着的第一百八十天，赵星见了我一面，以实习律师的名义，为此他还特地考了个律师证。

    我问他交了多少钱补课，他回我一句：“你就不信我自学成才么？”

    我特意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回他：“的确不信。”

    他气得想打我，但我俩隔着两层玻璃，他打不到。

    他深呼吸了几次，告诉我他花了二十万，我回了一句:“辛苦你了。”

    他的确辛苦了，我这次看他眼底青黑、脸色暗沉、头发黑得一看就是染过的，他看起来状态很不好，还不如我这个待在里面的。

    他告诉我了几个消息。

    我的学生们一开始都想等我，后来他插手派人劝了劝，让他们换了新的老师，快毕业的那几个，已经顺利毕业了。

    我的课题组名存实亡了，大家虽然都会期盼我出来，但现在对外拉项目，已经不扯我的旗号了，赵星虽然想帮忙，但碍于上面的人盯着，他也不能直接把项目递过去，甚至还要避一避嫌，大家的日子过得都紧紧巴巴，于是更期盼我出来了。

    网上关于我的舆论已经平息了，这算是个好事，也算是个坏事，总之我还是没那么容易出去。

    说完了正经事，他点了一根电子烟，一边吸一边对我说：“这半年，我一开始也没想对你守身如玉，但后来每次一办事儿的时候，总能想起你的脸，也总能想起你还在里面待着，然后就萎了，硬生生憋了半年。”

    我不太解风情，回了一句：“你可以用道具。”

    赵星看了我一眼，说：“除了你，我不想塞任何东西进我的身体。”

    他这话说得直白，倒也深情。

    我身体后仰，仰头看了看天花板上的灯光，忍住了一点泪意，我问他：“我要是关个三五年，你打算怎么办？”

    他想都没想地回答：“等你出来呗，还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