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他的车(微)(1 / 2)

2008年深秋的曼彻斯特,寒风已经凉得刺骨。经济危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华尔街’和‘失业’成为所有商科课堂的高频词,以及所有学生饭后的谈资——似乎不对此发表些什么评论,就显得像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呆子。不过对于大部分象牙塔里的学生来说,这场山呼海啸的经济大衰退的影响也仅止于此了。

    一上午的编程课让我头昏脑胀的,冷不防被秋风吹得一哆嗦,赶紧裹紧了大衣。这才刚刚清醒了一点,看到食堂门口长长的队伍,脑仁又疼了起来。

    “Hey,  Ching!”队伍中间,一个人热情地向我打招呼。

    我认出那是Leevi。

    那次愉快的三人行经历之后,巴西室友每隔一两周便会带他回来,不过我在学校里很少与他有交集。

    我对一个3P中认识的男人保持着客气,简单打了个招呼之后就向队伍的末尾走去。

    “Come  here!”他邀请道。

    我望了望没有尽头的队伍,果断选择站在他的旁边。

    为了向后面的人强调我并不是无礼插队的人,我主动与他攀谈:“Antonio没来吗?”

    Antonio是我的巴西室友,他们两个总是成双成对在我面前出现。现在只有我和Leevi两个人,不知怎么的倒有些像在偷情。

    “他有小组作业。”Leevi说道:“我很少在食堂看见你。”

    “因为真的很难吃啊,还要排很久队,我宁愿回家吃泡面。”

    排在前面的女生闻言猛地转过头来,朝我们疯狂点头表示赞同。我和Leevi都忍俊不禁。

    “确实。”Leevi说。

    我扬起眉毛看了他一眼:“你不是丹麦人吗?丹麦也不是什么以美食出名的国家吧?”

    “那也比这儿好吃。我们的肉丸子蛮不错的。”他骄傲得毫无道理。

    我不记得在那条长长的队伍中我们后来还聊了些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聊。总之吃完饭后,他十分自然地跟我回到了合租房。

    门一关,他就迫不及待地抱我、吻我,脱我的衣服,说Antonio把我看得很紧,可他只想跟我做。

    最后这句话简直杀伤力极大。我的腿瞬间就软了,软倒在他的身上。

    他把浑身赤裸的我抱到餐桌上,分开我的双腿狠狠地入,餐桌被撞得摇晃,木地板也跟着摇晃。薄得透明的保险套之下,他鲜红的性器尖啸着向着我的子宫全力冲刺,将我撞得魂飞魄散。这不把我弄坏誓不罢休的劲头,让我愿意相信他的话:

    他只想和我做。

    ……

    “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吧。”一个很有气场的女声响起。

    记忆里肉体横陈的淫靡餐桌迅速与会议室冰冷的玻璃大桌重合,我从往日的片段中收回了神思。

    身边西装革履的金发男子探头过来:“靠你了,Miss  Interpreter。”

    我闻言看了他一眼,又迅速别过头去,只低低地“嗯”了一声。

    他的胡子还是那样短而齐整,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人不适。

    研发部的人介绍了一下开发情况,简洁清楚。手机应用的业务我们在国内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的,为了开拓国际市场还专门成立了自己的美工部,放弃外包形式。硬件方面绝对没得说。

    营销、公关、人力、业务部也都发了言,中规中矩。

    最后是财务部的代表,讲话内容是成本和定价,都是我们之前就讨论好的,没什么水花。

    我一个精算师,本来只要算好数交上去就行了,没必要出现在这里。是英国来的顾问先生死皮赖脸非要把我拉过来当翻译。

    数字的事情说完,财务部同事和我交换了一个尴尬的眼神,清了清嗓子补充道:“我们英国office请来的项目顾问提到了一个problem,就是在information  security方面,现在中国产品的风评啊,在国际层面受到了影响,我们可能很难得到英国政府和企业的信任。业务部门这边可能不能依靠传统打法,看能不能另外发发力。”

    会议室鸦雀无声。

    长桌上空原本悬着一个硕大的空气球——信任度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但没人愿意碰,生怕提出问题就会不得不接下解决问题的任务。而这个问题根本轻易解决不了。

    偏偏外来的顾问在我们财务部这边,他要提出来,我们总不能糊弄他。

    于是现在我的同事把这个空气球拉了下来,摆在了会议桌的正中心,让大家没办法视而不见。

    好在她机智,在接到空气球的同时就把它丢给了业务部。

    业务部的代表就是开头发言的气场女子,也是我们的项目主管。她临危不乱,思索片刻就一个巧劲把球又扔了出去:“我们业务部做的是marketing的事情,准入门槛还是要靠公关部跟政府去谈吧。我理解是我们公司每年对公关部投入那么多,对KPI又没有什么要求,这种时候是不是可以往前站一站?”

    被人说钱多活少不做事,公关部的男同事不乐意了:“我们做公关,竞品也在做啊,他们的投入可不比我们少,我们要把影响力和他们拉平已经不容易了。国际环境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我理解是cost是不是可以cut掉一些,在价格上面提高竞争力。”

    球又抛回来了。财务部同事的脸色不太好看,立马反唇相讥。会议室里你一言我一语的,渐渐吵嚷了起来。

    “他们说什么?你怎么不翻译了?”Leevi催促我。

    我揉了揉太阳穴,还是无法从满屋子的互联网黑话中梳理出头绪。这让我有些焦躁,索性直接说:“They  have  no  idea  and  just  want  to  pass  the  buck.”

    会议室瞬间安静了下来。

    财务部同事惊恐又倾佩地望着我。

    社死了。

    我忘记了,虽然Leevi不会说中文,但是在场的可全都英语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