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从没见过这种冷血动物的温床！

    既然外交部不支持，我们只得依靠那些不太正统的方式来警告俄国人高远点儿。约在同一时期，我们收到了来自监视队的无数报告，评述了俄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的。有一个监视员说，他在小酒店里碰到一个克格勃官员走上来，递给他一只装着一大笔钱的信封，然后跟他谈起要让他提供有关军情五处工作情况的情报。

    麦考尔决定采取一项直接的行动。他给苏联大使馆的常驻克格勃头子的办公室打了电话，要求安排会见。当时他用了俄国人都知道的化名麦克利。他大大咧咧地摆出一副高级官员的架势走进苏联大使馆，警告俄国人不许再去接近英国的监视员，并严厉地威胁说要进行外交干预。实际上这种于预是不大可能被批准的。麦考尔对自己这次虎穴之行感到很有兴趣，克格勃头子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和他一起在一株巨大的叶兰下共饮午茶。俄国人对他的部下如此不谨慎地在外国领土上进行间谍活动表示怀疑，但还是同意了调查这事，看看是不是有人太积极了。

    也许英国安全当局弄错了，近来这里的交往事务太多，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大使馆，那么多的外交人员，有时很难肯定谁为谁工作

    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俄国人接近监视员的事了。

    一九五九年夏，正当D 处的情况发生改变时，蒂斯勒案件又复苏了。这使我们的头脑里布满了疑云，陷入一片混乱。这件案子的重新发端是因为那个年青的男护士突然又重新活动起来了。我们当年在克拉普汉姆追踪粗暴信号就是因为他被俄国人招募过去的缘故。他的俄国上司这次给了他一只提箱，要他存放在家里。箱内装着一部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无线电装置，这使我们立即怀疑整个事情又是一次游戏：想把我们从伦敦引诱出来。可我们没有依据证明俄国人已知道我们已把那个护士转变过来，因此我们决定进行跟踪。D 处一科派了监视队连续不断地对那个护士在米德兰的家进行监视，与此同时，伦敦的其他监视活动全部停止。我安排监视总部播发俄国人和捷克人离开肯辛顿公园内的使馆的指令，使他们认为我们还在跟踪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