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我惊叹不已，正好是我们银行行动的日子！

    在这两次到银行去取朗斯代尔的箱子的行动中，我们并没有派许多监视员。我怀着痛苦和失望的心情把记录纸带回莱肯菲尔德大楼，并把苏联接收机活动的具体时间和A 处四科记录的监视员行动时间进行了核对，结果发现狮子胡须记录和A 处四科的记录完全吻合。苏联人一定已经猜到我们对朗斯代尔采取了行动。

    我查阅了两三年以来的所有狮子胡须记录，并逐一仔细核对，试图了解一下苏联人是否有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一晚上使用过接收机的情况。我发现，除了我们去银行的这两次，苏联人从来没有在午夜到早上五点之间使用过接收机。

    我把这些资料送给琼斯，然后我们一起直接来到霍利斯的办公室。听完我们的汇报，霍利斯并不感到吃惊，他同我们一样认为泄密的证据是确凿的。他指示琼斯对监视队进行一次紧急调查。我们一致认为朗斯代尔是克格勃的非法分子。霍利斯主张把这个案子从D 处二科移交给主管反苏联间谍的D 处一科，由马丁负责办理。

    从表面上看，检验朗斯代尔是否发现了我们对他产生的怀疑，最好的试验就是看他的出国。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他一直不回英国，那就证明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如果他回来了，就说明他还不知道我们在监视他。朗斯代尔对霍顿说，他将争取在十月一日赶回同他们见面。琼斯对监视队的调查又一次失败，使得莱肯菲尔德大楼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霍顿到了伦敦，但却没人同他见面。好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朗斯代尔的影子，琼斯为此很着急。到十月十七号，在沃尔杜尔街朗斯代尔办公室对面的观察站的工作人员发现朗斯代尔走进了这幢大楼。我们不遗余力，全力跟踪，在紧张气氛中，日益加剧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朗斯代尔很快恢复了他过去的生活：经营自动电唱机，会见霍顿，会见其他的漂亮女子。在十一月初之前，他一直没有回到白色大厦他自己的套间里。他在这段时间住在什么地方一直是个谜。每天晚上他离开沃尔杜尔街的办公室以后便向西走。自从朗斯代尔回来以后，阿瑟和我就对监视队的行动进行了严格控制。我们敢肯定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必须停止公开监视，在所有行动中停止使用无线电。吉姆斯卡登对这种侵犯他管制权的事大为生气。他从未听说过筏夫，因而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止使用无线电。他跑去找琼斯，但琼斯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

    阿瑟和我都很清楚，在任何地方跟踪像朗斯代尔这样受过训练并有经验的情报员而不被他发觉，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设想了一种灵活的方法。每天晚上，我们让一队监视员跟踪他，但只跟一小段，然后悄悄溜走。第二天又换一队监视员，在上一队监视员离开他的地方跟踪他，又跟一小段。如此继续跟踪下去，使他从沃尔杜尔街办公室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不断增加。整个行动花了两个星期。我们调动了妻子和办公室的志愿人员协助监视队，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让一个面孔出现两次。最后，我们跟到了伦敦西区的鲁斯利普镇克兰利花园四十五号。显然，朗斯代尔是与这家的主人住在这个小房子里的。这对夫妇叫彼得克罗格和海伦克罗格，是新西兰人。他们开了一家小书店，专门出售美国古典书籍。我们在房子的对面设置了一个固定观察站，等待着，并断定夫妻两个都没有发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