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保证不让地方武装力量插手的前提下撤走殖民力量，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稳定的地方统治阶级？殖民部擅长搞那些复杂的、经典的民主模式;在这里起草一部宪法，在那里建立一个议会;这些东西却很少能够立住脚跟。塞浦路斯事件后，我向霍利斯递交了一份报告，陈述了我的想法。我说我们应当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因为它是唯一已成功的模式。列宁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懂得怎样去控制一个国家，并保住这种控制权。列宁相信，统治阶级必须控制扛枪的人和情报部门，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其他军队或者阶级夺走政权。

    现代苏联情报机构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创立了契卡（克格勃的前身）。他一共设立了三个局;专门对付国外颠覆者的第一总局，专门对付国内谋叛者的第二总局和监视军队，确保没有人敢进行武装政变的第三总局。

    霍利斯和军情五处的其他领导读了我的报告以后大力恐慌。他们认为这份报告是在冷嘲热讽，因而根本就没有把它送到殖民部备案。但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只有在奉行列宁原则的新国家里才能避免军事独裁。

    一九五九年我在中央情报局作这个报告时，他们也激烈反对我的看法。赫尔姆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这简直是鼓吹在第三世界里实行共产主义。他盲目地以为我们在情报方面占有优势，而他们却没有这种优势。他还认为只有我们才是殖民帝国，而美国则不是；而且由于他们还面临远东和古巴那些国家的叛乱，因此惟一能够实行的政策就是依靠军事力量，武装解决问题，也正是这种想法终于使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

    这种想法也是美国侵入猪湾的出发点和根据。两年后的今天，当哈维听到了我在塞浦路斯的经验时，觉得侵入猪湾和塞浦路斯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地方都是小岛，都有一支领导得很好的游击队。当我谈到如果没有格里瓦斯，塞浦路斯游击队早就分崩离析了的时候，他更加吃惊。

    如果英国人遇到了古巴问题，你们怎么办？他问道。

    我不愿意受古巴问题的牵扯。在我去华盛顿之前，曾和霍利斯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毫不隐瞒地谈到了中央情报局在加勒比海的失误。他对我说，应当尽量避免谈论这个问题。我很为难，如果我向安格尔顿和哈维提出建议，那么中央情报局就会把我个人的建议认为是英国官方深思熟虑的意见。这件事不需要多少时间，莱肯菲尔德大楼就会知道，因此，我必须向他们说清楚，我不过是私下谈谈而已。

    我对他们说，我们会努力发挥我们在那里的一切有利条件;例如支持某个政治领袖等等。

    哈维不耐烦地说：这些我们已经做了，但他们全在佛罗里达州。猪湾事件后，我们在古巴几乎失去了一切

    哈维想摸一摸我们的底，看看我们在那里究竟有些什么活动，因为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拥有殖民地。

    我对他说：我怀疑英国方面在古巴地区有什么活动，伦敦的指示是不干涉古巴问题。你们可以去问问军情六处，他们也许会知道一点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