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斯是个贪财而狡诈的人。他坐在那里，被揭去了肩章，面色苍白，大腹便便，但我从没有听到过他表示一点歉疚。我能够理解一个人可以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而选择苏联，但无法理解他在战争期间居然为了几英镑小钱而把自己的同事出卖给德国人。我告诉他，要是他是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 年间给抓获的，他早就被绞死了。

    埃利斯显然以为审讯已告结束，但实际上还刚刚开始。我说，我们要知道有关他和苏联交往的事。他不由得在我们面前摇晃了一下，然后发起反击。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和共产党他大叫道。

    第二天，我们引导他回顾那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他的澳大利亚之旅，他仓促返回伦敦，以及这些活动和彼得洛夫叛逃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他矢口否认，甚至在有关他退休前的一些活动的谎话被一再戳穿时也是如此。同样，我们对他说可以免于起诉，但也不能使他改变主意。尽管这样，我可以肯定埃利斯和俄国人有关系。

    邦尼潘切夫和我写了此案的结案报告。我们的结论是，依我们看，埃利斯肯定为德国人做过间谍工作，包括在大战期间；同时我们还相信，他还在一个长时期中充当俄国情报机构的间谍，直到他被从接近秘密的岗位上调离。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毫无保留地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把它提交给了狄克怀特和他的副手莫里斯奥德菲尔德。

    奥德菲尔德是个腼腆的好人，深谙反间谍工作的原理，但却缺乏对人的品质的判断力。起初他怀疑埃利斯的供认的真实性，直到最后潘切夫给他放了审讯时关键对话的录音他才相信。尽管我们揭露了一个重要的叛徒，但我有时觉得好像受到责备的反倒是我。奥德菲尔德鄙视因菲尔波茨搞的审查清洗造成的恐怖气氛，竭力敦促狄克改变主意。埃利斯已经供认，这个事实看起来根本没有触动他的思想。对他来说，那是件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好把它忘掉。

    六十年代末，反对调查的气候有了转变。我急切地想使流畅的某些结论在两个情报机构内部得到更广泛地传播。我确信，这是我们能够重新统一意见，继续工作的唯一办法。在当时，人们根本不了解这些案件。在他们眼里，我们的活动就好像盲目的麦卡锡主义。D 处三科成了如此庞大的部门，包括了流畅和D 处三科对三十年代的研究课题。不可避免地，其他高级官员对它在取得人力物力来源的优先地位产生了不满。因为他们无从判断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这种不满日益增长，他们指责我怀疑每一个人。如果这种攻击是公开的，琼斯则出面为我辩护。有一次他转过身来对攻击我的人说：彼得的工作就是怀疑。像安格尔顿一样，我意识到我的仇敌正在成倍地增长着。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感觉。在当了多年的猎手之后，我突然感到自己也成了猎物。

    一九六九年在伯克郡森宁代尔文官学院举行的由军情五处高级官员参加的年会上，积聚起来的怨忿终于爆发了。许多官员对我，对D 处一科（调查）的有关人员，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发起了凶猛的攻击。他们质问，D 处三科干过点什么好事？他们说怀疑的空气破坏了同事之间相互信任的纽带。他们说无辜的人在受苦。

    谁是无辜的人？我说，那是撒谎。谁？你们说出名字来！

    我的手脚是被捆住的。我既不能说多了，又不能说少了。我只得强调我们所做的有关案子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琼斯亲自批准的，以此来保护我自己。但是只要我不对他们把追查渗透问题的历史过程解释清楚，他们是不可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