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吁请琼斯根据流畅的估计发一个文件。我搞了一份可以向七十名高级情报官散发的纲要，其内容是：大战以来对渗透问题不断发生的指控；将这些指控和某个已知间谍（无论他在哪里）对号；指出至今仍有大量无法解释的指控。琼斯甚至连想都不想就把它否决了。

    如果我这样做，彼得，他说，那会毁掉我们的，我们将再也不能恢复了。

    但是这些人甚至不知道布伦特是间谍。如果不告诉他们某些事情，他们又怎么能够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呢？

    依我看，他说，没有人知道还更好些。

    可是我们怎么开展工作？我问他，每年都有一些青年人来我们情报部门工作。他们听录音，看工作档案。但是他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而这又是我们这里最重要的课题。你怎么能指望他们靠谎言过日子？而且除非你面对它，否则你也无法去干这个工作。 应该向人们说明情况， 解释清楚我们的工作来由。对他们说：‘瞧，有这么多缺口，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工作的原因。

    琼斯根本听不进去。他有时会像这样固执，虽然并不总是这样，但这一次确实无法通融。

    最后我问他：那我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敌意，我怎么在这儿继续干下去？

    琼斯突然变得冷酷：这就是你坐在那里评判别人的是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九六八年，汉利的问题澄清后，他被任命为反间谍处的处长。自从上一年那件伤感情的事件之后，汉利和我几乎不说话。他虽然从没说起过，但是我能看出他为我作出调查他的决定而责怪我。他一上台就对我进行打击报复，起初是公开地给我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