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德莫布雷在干什么？一天上午汉利吼道。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该死的莫里斯又在干涉我们了。他怎么能不问我一声就让手下的人大摇大摆地到唐宁街去出我们的丑呢太过分了！

    我告诉汉利这是不可避免的，最终德莫布雷是下了决心要越过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头头而另寻一条门路，值得庆幸的是，他找的是唐宁街十号而不是议院。

    结果是按照传统的规定进行一次复查。开始时总以为有什么新发现，但复查结束以后你就会发现，所得到的结果正是组织者所设计的。前内阁大臣特伦德勋爵奉命主持这次调查。他将拥有所有文件，并有足够的时间在两种信仰中作出判断。

    一九七四年底，特伦德第一次出现在莱肯菲尔德大楼。他有一间办公室，一只保险柜和一名秘书，独自在六楼上办公。过了几个星期，他打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看上去他像一位典型的牛津大学研究员，仪表堂堂，他那宽宽的前额和银灰色的头发，常常给人一种美感。

    我不想和你谈这个案子，只想了解一下它是怎么进行的。然后我要着手进行工作，研究一番并去拜访一些人。最后再找你。

    流畅工作小组的十卷档案整齐地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那天上午我们把这些档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这起案件是怎样开始的？他很想知道。

    这个问题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这些档案时常常问自己的。这起案件究竟是怎样开始的？是从一九四五年布伦特离开时开始的吗？还是在沃尔科夫和古曾科进行联络时开始的呢？也许是在那个结核病患者从中国驶回的船上下来并试图在英国秘密情报部找工作时就开始了？或许晚一些，或许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诉我们内部有间谍的时候？或许是在戈利金谈起处处都有成百上千的间谍的时候？也许是在米切尔案件取得第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内部追查间谍，然而却失败了。你又怎样能确定恐惧变为复杂现实的那一时刻呢？然而却确有其事，它就在那里，而且自始至终一直在那里。

    流畅档案看起来古怪离奇。这些档案无形中变得鼓鼓的。档案记录了每个秘密情报部门的细节，使我们对每份文件的分发情况有案可查。每份指控都进行了仔细的分类，而且每个嫌疑分子都编有一个代号。在最后一份档案的末尾，是我亲笔签署的那份远近闻名的备忘录，上面列有需要被进行紧急调查的人名。

    特伦德不止一次地向我问起拖延处理这些案件的原因。

    很困难，我解释说，当你听说那个和你一同工作了多年的上级或者下级是间谍，你也会感到为难。这就是狄克怀特和弗琼斯难于同意的也是我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使用代号的原因，即客观地对待一切，不掺杂任何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