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是个好警察，”何悠悠的声音像紧绷的弦，被此刻的情绪拨动，轻轻地发着颤，“他平时很忙，从来没给我开过家长会，案发那天还因为工作加班，差点忘了我的生日。但我没有怪他，因为我知道他在做对的事。”

    偌大的法庭安静异常，人人静默侧耳倾听，或许在场的许多人同何远征一样，是警察，也同样为人父母子女，牺牲了太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却不知道会不会在未来的某天因为履行公职坐在被告席上，接受一样的审判。

    何悠悠顿了顿，继续道：“我爸破过很多案子，立过两次三等功，也得过很多嘉奖。他常常跟我说，法律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错怪一个好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就不应该被人冤枉，更不应该因为没做过的事情受到惩罚。所以……所以希望法庭能把事情调查清楚，还我爸爸一个清白。”

    女孩努力噙着泪水说完最后一个字，朝着审判席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才跟法警缓步走向门口。

    “何悠悠，”审判长忽然将人叫住，沉默片刻方才开口，“法律如果放过了坏人，却错怪了好人，那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而是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失职。所以请你放心，本庭会将案件事实查明清楚，依法做出公正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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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颂结束手上的工作，打开何远征案的庭审直播，审判程序已经接近尾声。

    辩方律师正在总结陈词，熟悉女声自扩音器传出，和缓坚定，不卑不亢：

    “综合全案证据，被告人没有刑讯逼供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刑讯逼供的具体行为。袁大海的根本死因是心脏传导系统疾病所致的急性心功能不全。如果将这一不可预见的死亡结果归罪于两名被告，那么对于刑讯逼供的审判就不再与法律有关，而是取决于被告是否‘幸运’。

    一线干警是挡在人民群众和犯罪分子之间的最后一堵城墙，法律应当严厉打击刑讯逼供，但不应当将一名警察有罪与否交给‘幸运’，否则只会让所有的一线干警人人自危、终日惶惶，推诿不作为以明哲保身，而这显然不该是一份司法判决应有的社会价值。

    所以辩护人恳请合议庭能公正裁判，判定何远征、王硕二人无罪。”

    秦颂听到姜郁讲起“社会价值”，不由得失笑，想起当初她独立承办第一起交通肇事罪时，还是他告诉她，法院判案需要考虑社会价值，而不仅仅是对法律sg条文的机械适用。

    如今她将同样的话写进辩护词里如数奉还，他不觉得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对抗，反而觉得是两个人在法律审判的终极价值上达成了某种默契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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