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织造业来说，一台织机每年交税银三钱，即不论这台织机能生产多少布帛，都只征三钱税银。

    柳竹秋在织造业发达的南方考察，亲耳听织造商户们说一台织机造价六两银，生产一年的所获利润就够再买一台织机，是税银的二十倍，这还是保守估计。

    再比如酿酒，只收酒曲税，商人背着朝廷自制酒曲，多酿造的酒也不用交税。

    如今国内商业繁荣，取消商引制度后更刺激了大批人弃农经商。

    这两年天灾不断，肯老实种地的人更少了。而商税征收远远低于农税，特别是享受特权的皇商和拥有大规模生产作坊的富商都由于落后的征税制度坐享暴利，动辄拥有数百万两身价，远远超出国库存银，真真富可敌国。

    陈良机提出对商户加征利润税，以当年某商品的平均售价计算成本，用商户的交易额刨出这部分以后为所得利润，再从中抽取三分之一作为税金上交朝廷。

    另外又提出对出口商品实行新的征税标准，并加强市舶司的监管职权。

    以往朝廷对出口商品的征税是按国内平均售价计算的，比如一匹丝绸在国内售价8两银，便抽取五分之一做为出口关税。

    但同样的丝绸卖到国外价格至少提升一倍，商人们仍能获取暴利。

    加之主管关税征收的市舶司只收税，不具备监察职能，大商户们通过各种手段抱团隐匿商品数量，逃避征税。

    有人统计，每年至少有上千万两白银通过海上商贸涌入国内，但征税入库的不到五十万两。

    这几年东南沿海倭寇日益猖獗，市舶司收取的关税银子还不够朝廷每年支出的海防军费，正是为那些肥得流油的富商大贾们做嫁衣。

    陈良机当过十年户部尚书，清楚现行税制的弊端，提出此项建议虽也抱着私心，维护他所代表的大地主们的利益，但确系解决朝廷财政危机的最好举措。

    可是南方的大商户们无不是大官僚的禁脔，尤其是浙派官员，几乎人人与富商有着密不可分的利益联系，自然反对陈良机从他们的锅里捞肉。

    眼下斗争已发展到白热化，陈良机不堪重负，难免心生悲观。

    柳竹秋被朱昀曦禁锢，不得与官员来往，柳尧章是她获取官场信息的唯一途径。

    翰林院无实权，离朝堂的权利斗争较远，饶是如此柳尧章仍能感受到税改反对派与陈良机水火不容的态势。

    陈尚志得知祖父陷入政斗，忙问柳竹秋皇帝对此是何态度。

    柳竹秋说：“各地灾荒不断，辽东和东南沿海都等着发军饷，国库没银子，陛下当然最着急，已批准在南京、苏、杭、广州、泉州等大城市试行税改政策。新政刚开始推行时是最艰难，所以陈阁老才这么愁吧。可惜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一旁干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