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要听《夜莺》，便只听这一个故事，颜徵楠要讲一讲别的，她也不许。于是到了最后，她自个也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便在这安静的病房，被他握着一只手，乖顺地躺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雪朝记事的时候便已经在南亚了，爸爸说她的身体不好，受不了冬日的寒冷，便把他带到了另一个温暖潮湿，没有四季的国家。

她打小的时候便知道自己是不一样的，肤色、头发、眼睛的颜色，甚至她家里的装潢，都和别的小朋友不同。旁人看她的目光，多半也是异样的，有时候是恭敬的，有时候却含着讥讽，好像是透着她，在看另一个过分沧桑的国度，具体是什么含义，她说不上来。

到了小学二年级，她好容易和班里的小朋友混熟了，爸爸却要到新的国家做生意。合钟明做什么，都是要带上她的，因为这世道，并没有什么信得过的忠仆。他自己年少的时候，因父母繁忙，让他受了恶仆的欺侮，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便格外留意。

于是雪朝过小的时候便明白了离别和漂泊的意味，永远都有新的人，新的面孔，新的复杂的，含着善意或恶意的目光，唯一不变的，是父亲和哥哥，和陌生人对她指指点点时，用不同的语言和语气，说的“中国人”。

那一年她刚被带到法属印度支那，西贡的一切对她都是新鲜的，那里有和她的面孔相近，但说不同语言的人，让她觉得很新奇，也渐渐交了新的朋友。

殖民地总是对国籍和种族格外敏感，那时候她还不怎么会法语，和一群外国商人、政府官员的子女在一起上学。一群小孩子，从je m’aelle 开始学。学到一些简单单词的时候，一些顽皮的小男孩，觉得chien（狗）hinois（中国人）的发音很像，便聚在一起，追着雪朝大喊，“hien！hien！”

她那时候吓坏了，甚至忘了哭泣。到了晚上，雪朝等到爸爸回来，被爸爸抱在怀里，终于仰起小脸，问他，“爸爸，中国是什么？”

于是她爸爸给她讲了《夜莺》的故事。

那是西方人对中国皇帝的幻想，“皇帝的宫殿，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完全用瓷器建造，奢华、精致、又脆弱。宫殿里的花朵，上面绑着银质的铃铛，人们从花朵旁经过，可以听到叮叮当当的铃铛作响。”

那就是雪朝对中国最早的印象，那是刻在她的血液和皮肤里的东西，那么美，那么脆弱，是这个奇诡、风云多变的异乡里，唯一和她有所关联的东西。

于是她每一次恐慌不安时，只要爸爸给她讲《夜莺》的故事，她便安静了，好像是一种牵挂，跨越山和海洋，在抚慰它远在异乡的子女。

一直到雪朝真的回到了中国，发现它不精致，也不华丽，它不仅脆弱，还很破败，雪朝在第一次面对江浙菜手足无措时，才知道，原来《夜莺》里的中国，不是真的中国。

就像西贡和她有相似面孔的人，也不是真的中国人一样。

合雪闻还在澳洲的金矿，好容易托人送了电报，一时半会也找不到电话机来打越洋电话。雪朝问了几次，也没有等到哥哥的电话，渐渐地也不问了。

有老师和同学要来看她，也被三少推辞了，不晓得是真的怕打扰她，还是动了怒。雪朝的生活里便只剩下颜徵楠，就像她小时候，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只有爸爸和哥哥一样。

他俩都很有默契，不再提那天晚上的事情。病床上的日子总是很难熬，好容易她能够回到家里休养，雪朝雀跃极了，坐在轮椅上，滚着轮子，把轮椅从走廊滑到了客厅。

家里的地毯都收起来了，为了方便她活动。再也没有讨厌的消毒水味道，也满眼不再是白色的了。家里的一切变动，她都要去问一问，“这个花为什么换了？”或者“那幅画到哪里去了？”

她自个都没有察觉到，她已同这栋房子，有了某种牵连。

三少为了陪她，开始在家中办公，没有人的时候，她也会坐着轮椅，在他一旁转悠。颜徵楠处理公文的时候很专注，雪朝也不打扰他，只在他身边安静地数他书柜里的书。

有的字她不认识，看到三少在喝茶，或者休息，她会问一问，颜徵楠总会和她解释的很耐心。若有了人来，雪朝便躲到了卧室，或茶室，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

那些客人对她自然很恭敬，可雪朝知道并不是什么事情，她都可以去听一听。她从小在爸爸身边，又很黏人，连什么时候会客室的声音小了，什么脚步声意味着客人离开了，她都能听得出来。

有一回她在客厅，听到有一拨人离开了，她又很想问颜徵楠，新给她买的连环画里，女主角的名字到底是念什么，于是她便自己推着轮椅的轮子，往他的书房去。

书房的门开着，大约因为前面刚有人出去，雪朝从一个柱子那里，探过一个脑袋，看见里面留着一个女孩子，十四五岁的样子。

她面上还带着一点稚嫩，可举止和形容，已经十分成熟了，甚至带了点不一般的韵致。

颜徵楠在同她说着什么，那女孩子听得很认真，雪朝的眼神很好，能从那女孩子的眼睛里看到许多情感，信任、崇拜、以及一点不一样，又发着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