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亏得徐怀将罗山以东璜川、淮川、光山等光州地区交由荆湖北路都部署司所辖的宣威军接手。

    荆湖北路位于大越腹地，长期以来驻泊禁军规模，与京西南路相当，仅有三厢宣威军禁旅七千余众驻守江陵府、黄州等地。

    不过，在赤扈人南侵之后，荆湖北路就紧急从州县征调兵马，宣威军及江陵府军在景王南下襄阳之时，集结规模就超过两万。

    赤扈人再次南侵时，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刘献都已经做好率部北上勤王的准备。

    奈何朝中议和派到最后时刻还指望能与赤扈人划河而治，担心召集勤王兵马会激怒赤扈人，破坏乞和，临时传檄江陵（荆州），严令刘献不得擅自出兵北上。

    刘献虽为士臣，但与顾蕃一样，都有在边州任事的履历，对兵务还算熟稔，并非完全不识兵之人，才得以出任一路之经略安抚使主持军政事务。

    景王南下襄阳之后，宣威军合并南阳府军扩编至两万人众，刘献则亲率一万兵马进驻光州。

    与楚山行营虚外守内之策不同，刘献亲率主力直接渡淮，驻守淮河北岸的淮川城；在抵达淮川之后，刘献进一步从南逃难民征募健勇，在短短一个月内，使得在光州境内的宣威军兵马规模到达两万。

    荆湖北路除了照前例向襄阳上缴一百万贯钱粮外，其他粮秣钱赋皆可自支。

    而荆湖北路在合并随、郢等州县之后，计有一府十州，领七十余县，人丁超过六百万众，又占据富庶的江汉平原，可以说是财大气粗。

    不要说宣威军扩编到三万人了，就算扩编到五万、八万乃至十万，荆湖北路也都承受得住。

    这是楚山此时远远所不及的。

    楚山目前除了直辖两县外，每年仅能从襄阳额外获得五十万贯军资。

    眼下左右骁胜军、左右宣武军每年拨付的军资补给，初定都是一百五十万贯。

    而陕西、河洛两地除了所辖之域，钱粮完全自留度支外，每年初定还将从川峡四路征调六百万贯钱粮弥补不足。

    虽说鲁王赵观还没有正式答应拥立景王赵湍登基，但其部主力兵马在葛伯奕、韩时良、葛钰等将的率领下，也从青州、齐州往徐州、寿春（寿州）一带转移；随之是不计其数的民众携儿带女抢渡淮河往南逃亡。

    与后世受黄河夺淮入侵的淮南不同，此时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也是堪比荆湖、江东的富庶之地。

    倘若鲁王一系能在徐州、寿春站稳脚，以淮南之钱粮养十万兵马也是没有问题的。

    相比较前朝，大越立朝一百多年以来，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得到极大的发展。

    长江两岸的农耕已经成体系的发展成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制，亩产量是北方的三倍甚至更高；南方丝织、棉织业发达，造船业及沿海制盐业独树一帜，制陶瓷器与铜铁金银在内的金属冶炼全面超越北方；以杭州、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也如火如荼；川峡四路的井盐、蜀锦名闻天下，成都府早已发展成仅次于汴梁的超大型城池。

    单纯从钱粮、丁户来说，大越在河淮形势糜烂之后，犹有足够的军事潜力挖掘出来去抗衡赤扈人。

    赤扈人消化河东、河北等地需要时间，后续还需要优先解决侧翼陕西兵马的威胁，不得不在汴梁立伪帝李汲暂摄汴梁降臣降卒，控制糜烂不堪的河淮地区。

    这也给大越沿淮河一线组织防御、操练新军赢得喘息之际。

    然而大越最终能否在淮河一线，与赤扈人形成制衡，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徐怀回到周桥，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刘献派来的使者也刚刚赶到。

    刘献在淮川也已得知赤扈人派兵马押送天宣帝北上的消息，他要与从寿春返回的武威公赵翼，前来周桥与徐怀商议劝进之事。

    顾蕃率京西南路将吏于襄阳城北码头跪迎景王，已经算是为景王在襄阳登基铺平最后一块木板。

    包括徐怀在内，诸行营主将、诸路监司近两个月来都纷纷上表，劝景王登基继统，及早以大越新君的名义统领抵御胡虏、收复中原大业，却不为景王所纳。

    此时天宣帝及嫔妃、帝姬、宗室子弟、王公大臣等三千余众被赤扈人押送，离开汴梁渡河北上，很显然是徐怀他们再次上表劝进的时机。

    而为社稷计，景王也不应该再拒绝众臣劝立。

    刘献作为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赵翼作为景王、鲁王之外、硕果仅存的男性宗室成员，地位自然是在徐怀之上的。

    真要商议劝进之事，也应该是徐怀赶往淮川面见刘献、赵翼。

    现在刘献遣使赶来周桥，说他要与赵翼来周桥找徐怀商议劝进之事，徐怀也知道刘献、赵翼实际是要来周桥与他会合，然后一道赶往襄阳，直接面见景王劝进。

    送走刘献的使者，徐怀也将史轸、王举、徐武碛、苏老常等人招来商议事情，除了准备出行事宜，劝进表也得在周桥提前草拟好。

    草拟劝进表是史轸他们的拿手活，但史轸还要留在周桥主持诸多政务，徐怀不提前将劝进表准备好，他带着一队亲卫赶到襄阳，却是要抓瞎了。

    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刘献、武威公赵翼次日午时就抵达周桥。

    周桥北岸此时已经修筑码头及一座简易军寨。

    照旧制，刘献、武威公赵翼等人物出行随扈仪从不得超过三十四人，徐怀地位不及刘献、武威公赵翼，随行仪从不得超过十七人。

    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赤扈骑兵机动力极强，两次南侵都是迂回作战，长驱直入。

    因此景王赵湍在襄阳就定下新规，行营主将及诸路监司有统兵之职的经略使、兵马都部署、都总管级人物，即便前往襄阳，都可以带上全部的亲兵精锐，以便必要时手里还有一部精锐随时可以调用。

    刘献虽然地位比徐怀高，所领兵马比楚山多，但荆湖严重缺乏军马。

    其从渡淮河到周桥的千余亲兵精锐，铠甲虽说鲜亮，但胯下战马实在不成什么样子。

    而荆湖兵又不擅骑射，护送刘献、赵翼前往襄阳的千余亲卫精锐，整体而言，军容甚至还远不如西军所编骑兵严整。

    徐怀地位比刘献不如，但这次也是正式从现有的诸部人马里挑选一千精锐骑兵组建亲卫营，以王举为亲兵都指挥使，牛二、史琥、王章、乌敕海、仲季堂、史雄、王峻等人为将，战力之强，堪比赤扈人本族精锐，岂是其他部骑兵能比的？

    虽说楚山的骡马资源也没有那么宽裕，但亲兵营也是保证每名将卒一匹战骑一匹驼马的配备。

    除了亲兵营是骑兵编制外，天雄军此时所编六厢人马，也都各编一营三百骑兵，作为诸厢所独立掌握的机动战力，以确保每一厢人马都要在在开旷地域与敌军独立作战的能力。

    刘献抵达周桥后，看到楚山军容是满心羡慕，在周桥短暂停留用宴时，多番提及要出资从楚山收购一批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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