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她突然像疯了似的嚷道“赠送！是谁照顾你，是谁等着你？经常是一等好几个月，变丑变老了，现在就要像一片纸那样扔掉吗？是谁拒绝了许多可爱的男人，接受了你？当时有许多可爱的，这你知道。我？是我！我手上戴着你的戒指。是你将它戴在了我的手上。你向我保证过，你要一直呆在我身边，不管是丰时歉时，不管是生病还是贫困，直到”

“不。咱们没有在教堂里结婚，”我说“只去了结婚登记处。卡琳，请记住。”

“因为你不愿去教堂！你也永远不愿戴戒指！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我的可怜的父母向我警告过你，尤其是爸爸。现在他们死了。现在我谁也没有了，只有你。连你我也没有了，你远离我数千公里，始终是这么远，这我能准确地感觉到，但你至少还回家来。你回来时，这里的人们就说，我有个丈夫，他老出差，身体不健康，睡觉时大喊大叫。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睡觉时大喊大叫了。”

“别胡说，”我说“我喊叫几年了。那女人是我去戛纳后才认识的。”

“她叫什么？”

我沉默。

“要查出这个来，不会很难。”

“是的，不会很难。”我说。

“我会查出来。”我妻子卡琳说“到时候我会对付那个妓女的，这我可以告诉你。我要搞得她不得不离开戛纳。”

“你想怎么做？”

“这不用你操心！破坏一场婚姻！为了一个妓女！这个天杀的” “我对你讲了，她不知道我结了婚。我没有同她睡过觉。”

“我也要搞垮你！去古斯塔夫那儿！去公司里！我要把你的事讲给他们听！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还能继续保留你的这份美差，这份嫖妓流浪的美差。”

“你不可能搞垮我而不搞垮你自己。”我说“你要生活，对不对？咱们需要钱，不管结没结婚。你不想饿死，不是吗？”

“你这卑鄙的禽兽，”她说“我蔑视你。我打心眼里蔑视你，蔑视到死。”

“放我走吧，卡琳。求你了，”我说“我请求你。咱们过的已不再是婚姻生活了。咱们俩还能怎么样？我答应你，永远照顾你，我将”

“哎呀，瞧瞧他！你可真是高尚啊。活见鬼！摘帽致敬！一位绅士！这么说你要继续照顾我，你这头猪？你不想抛弃我不顾，逃走。你不想说，你找个活干干吧，你年轻、健康，还能工作。”

“你也能。”我说。

“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她问“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过错。是你想走，不是我。有法律。”

“这我知道。”

“谢天谢地，还有保护妇女的法律。”

我从莫金斯那里的死人屋坐车回了戛纳。我在“庄严”酒店发现了一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要我速回杜塞尔多夫。我洗澡剃须，收拾了一下我的旅行软包，穿了一身休闲西服，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第二套。下一架经由巴黎飞往杜塞尔多夫的飞机三个半小时后才起飞，于是我坐到了空无一人的平台上。由于太阳炽热，那上面撑着许多伞。在“我们的”角落里，那个昂热拉和我坐过的角落里，我喝着一瓶香槟。但我心情越来越难受，在这个角落里我已无法忍受了。我走进大厅，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后来还是没打。我在厅里坐了两个小时，老想打电话，但终于没打。我没有勇气打。我的上衣袋里放着那两只钻石耳环。我玩着它们，然后我想将它们扔掉。这时我发觉，我都快神经失常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尼斯，去机场。我在那里继续等，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槟。

当呼叫我们的飞机时，我晕乎乎地出去上汽车。我像个傻子似的抬头望参观台，但昂热拉当然不在那儿。我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我上汽车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发觉我喝醉了。后来，在飞机上，他们也看着我，虽然我非常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再喝了，只想着我现在必须跟卡琳分手。那些人，他们还老是看着我，也许我脸上有脏东西。

后来，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回家，给古斯塔夫打了电话。他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我明天九点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吃了奶酪面包，卡琳和我，喝啤酒。后来我告诉她，我爱另一个女人，想跟她分手，她作出了回答，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写的。杜塞尔多夫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开着窗户。

我妻子卡琳从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块手帕，擦去眼泪，摸鼻涕，十分冷静地问：“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瞬间我心乱加麻。瞧，我充满负罪感地回家来，开始了这席谈话。我知道，我是一头猪，因为另一个女人就想离开妻子。我对自己说，只有一头猪才干这种事。但我非这么做不可，别无选择。我太爱昂热拉了，以至于我无法跟卡琳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忍受一夜。尽管如此，我害怕这席谈话，害怕歇斯底里大发作和爱情的呓语。请求、哀求、誓言。看来男人们对跟他们结成不幸婚姻的女人们完全想象错了。他们以为，这些女人，当她们因为另一个女人被抛弃时，她们会自杀、崩溃、自暴自弃。因为尽管这一切，她们仍然爱着她们的丈夫。但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我妻子卡琳实实在在、冷冷淡淡地问。

这一下我的负罪感骤然消失了。

“我当然把房子留给你。”我说“我搬出去。随便去哪儿，去一家酒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但现在我不直说。“我身边有三千马克，可以马上给你两千八。我付房租、保险等等，你得到足够的钱，足以生活，直到我们拿到官方的判决。”

“什么叫官方的判决？”

“如果我们离婚的话。”

“谁讲我要离婚了？我一句也没这么讲过。你很想这样，但是我不答应。一句不讲。我现在得跟我的律师谈。在此之前我什么也不讲。那么你给我多少？”

我报出一个对于我的状况相当高的数字。

“这太少！这样我无法维持生活。这倒很适合你。我得点零钱挨饿，你给我一个月的钱只够你跟你的戛纳妓女两天之内就奢侈地花光。”

“我也只有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财产。”

“你有一个银行户头。”

“你知道那上面有多少。”

“户头上是你的名字。我只有签字权。如果我把上面的全提光，你怎么办？”

“你不会这么做的，”我说“免得理亏。”我说，打算明天一大早就禁止卡琳使用这个户头。

“瑞士的股票，其中也有一半属于我。”卡琳说“我可以飞往苏黎世，卖掉那一半。”

“你可以这么做。”我说。奇怪的是我对瑞士的股票无所谓。我明天也得去找我的律师。他二十年来就是我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我得跟他商量。 “我现在什么都不讲了，”卡琳说“你别诱我钻陷阱。我得跟我的律师谈。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怎么想的？想我今天就说同意，让你跟你的戛纳妓女结婚？让你随便娶哪个妓女？你从我嘴里得不到一句话。我现在得为我想想。我需要安全——如果我别的什么也得不到的话。我们拥有的钱，是我们的钱，不是你的。”

“这是对的，”我说“我们有共同的财产。不过，你存的钱也不是你的。它也是我们的。”

现在，当我们只谈到钱时，我们谈得非常平静冷淡，声音轻细，互相不看对方。

“好吧，你这头猪，”卡琳说“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搬出去，现在立即搬。”

“可笑。你的东西呢？”

“我带上，只带最必须的。”

“怎么拿？”

“放在我的车子里。”

“那是我们的车！”卡琳喊道。

我站起来。

“你想去哪里？”

“收拾东西。”我说“天晚了。”

这一下她又哭起来了。她从我身旁跑进她的房间，摔上门，我听到她在哽咽。接下来我听到她抽泣了整整一小时。

31

我脱去上装，解开领带，走进更衣室，先是从壁橱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三只大箱子。在飞机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我必须带上的所有东西。这张纸条是这样的：

象玳瑁纽扣鞋

西西里亚的小马电话地址本保险单

打字机支票簿旅行闹钟

西服汽车证件小收音机

换洗衣服资料米诺克斯相机

领带法郎雨衣

这单子很可笑，不过我还是照着它收拾。我先是收拾了整整一箱子衬衫、内衣、袜子、鞋和领带。有一大堆东西。每当我停下来歇一会儿时，我就听到卡琳在抽泣。她的抽泣声更大了。

我走进杂物间，找到一只内有木棉的大箱子，拎进卧室，拿木棉小心包好我的象等等，再拿报纸包起，一个一个地包。然后是那只彩色的小马。然后是那只半导体小收音机，它放在我的床头，虽然我们有一台高档音响，我还是很喜欢它。最后是米诺克斯相机。我把我放在写字台里的个人资料、我的私人电话本、汽车证件、玳瑁纽扣、领带别针和三块手表收进一只旅行包里。我带上了我的全部手表，这尤其可笑。那些手表，包括我戴在手上的，全是卡琳送给我的。

收拾完，我就把箱子和纸箱搬下去。我的车停在楼前。我使用电梯，把箱子放进车尾的行李箱。好在它很大，但还是不够大。一只箱子和旅行包放在后排坐位上，装象的纸箱子放到前面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不得不几次上楼。第二趟时，对面的门开了，我们的邻居哈特维希夫人站在那里。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

“晚上好。”我说，想往前走，可是她跟着我。

“您在干什么？您搬出去？”

“暂时搬出去，是的，哈特维希夫人。”从室内能听到卡琳的抽泣。

“您可怜的妻子” “是的，”我说“请您原谅，哈特维希夫人。”

“您这么做不公平，卢卡斯先生。您有这么个好妻子”

“哈特维希夫人”

“什么事，卢卡斯先生？”

“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吧。”

她说声“不要脸”就走了，摔上了她的门。当我开始将我的西服连同衣架运下去时，我感到，她正在透过门上的猫眼观察我。它们很沉。我在潮湿的闷热中淌汗。我的腿和脚疼起来。我吞服药片，没效果。这活儿真累人，我真想休息，但是没办法。我把西服挂在后座上，挂不下的就放在箱子上。街上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着我，他们出来透透气。我大声地诅咒。衬衫、裤子，全粘着，汗从头发上流经额头淌到脸上。我终于全弄完了。车子超载，陷了下去。我再一次乘电梯上去，打开卧室门。我把两千八百马克的百元钞票扔在一个橱柜上。卡琳横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嚎啕大哭，哽咽不止。

“这是第一批钱。一旦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会通知你。”我说。

她默不作声。

“好好过，卡琳。”我说“如果你能的话，请你原谅我。”

“要我原谅你？绝不会。绝不！上帝会惩罚你！你这恶棍！”

这样做没有意义。现在我得赶紧走。我走向门口，突然听到卡琳从床上跳起，跟在我身后跑过来。我来到门口。当我走进过道时，卡琳追上了我。她抱住我，嘶声喊：“留下来！留下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要走，原谅我。”我说，挣开她。对面的门拉开了，哈特维希夫人又站在那里。一见到她，卡琳就喊道：“哈特维希夫人，我丈夫离开我了！”说完，她扑进哈特维希夫人的怀里，痉挛地大哭，听起来很吓人。

“这看得出来，”当我走进电梯时哈特维希夫人说“但您不是孤独的。您还有朋友们。我丈夫和我也是您的朋友。可怜的、亲爱的卢卡斯夫人。您丈夫会明白的。您丈夫，他会大吃一惊！”

我摁下行的按钮，电梯滑下去。我听到卡琳突然在我身后嗄声嘶喊：“罪犯！猪！可怜的狗！你会受到我的惩罚！我要让你一贫如洗！”

我还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夹杂在其间的喊叫，我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我累得喘气，直淌汗，我的脚很疼。我想，这一切现在应该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把上衣搭在肩上。我来到地下室，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穿过这道门，对，最后一次。

32

我驾驶得非常谨慎，因为我情绪激动，担心发生车祸。我朝着城外的洛豪森机场开去。那里有杜塞尔多夫的“洲际酒店”环球保险公司总是把它的所有来访者和客人安顿在那里。我认识门卫、经理和总经理。我们享有折扣价。我落地之后给总经理打过电话，告诉了他我会来，因为我要跟我妻子分手。我问过他，能不能给我一套有许多壁橱的大房间——时间不定。我们就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天气还很闷热。今天夜里是凉不下来了。当我来到“洲际酒店”时，我还在汗流不止。这回是酒店服务员帮我把所有的东西运上楼去——运到八楼一个漂亮的大套间里。果然有足够多的地方放我的内衣和我的西服。经理室让人给我在门厅里放了两瓶香槟酒，可我却没有心情喝香槟。我让酒吧里送来一瓶威士忌、许多冰块和苏打水。我开始从箱子里往外取东西，一边喝着酒，渐渐平静下来了。我脱得光光的，虽然房间里开了空调，但我根本不适应体力劳动。我喝酒，把西服挂起来，放好换洗衣服以及其它一切。象和那匹小马我放在门厅靠墙的两块大搁板上。我想，文件明早得存进酒店保险箱。然后我得从银行取钱，将户头冻结，不让卡琳取钱。这又是一桩卑鄙的行为，但是我不想冒风险。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收拾停当了。我累坏了，空落落地坐在那里，急促地喘气。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继续喝酒，感觉醉了。我所能想的一切是：我离开卡琳了。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但我离开卡琳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她马上就来接了。我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和她丈夫的声音，他们显然是在我妻子身旁。

“卡琳，我住在‘洲际酒店’。”我说。

“噢。”她说完就挂断了。

我坐到客厅里一扇窗户前，眺望夜空，望着机场的方向。那里亮着很多白色、红色和蓝色的灯光，灯光照得起飞跑道亮如白昼。不时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这一定是运送邮件的飞机，我想。或者是中途降落的飞机，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还得飞很长的一段距离。飞机有时候紧贴着酒店飞，奇怪的是听不到它们的隆隆声——就像戛纳的飞机一样，它们降落在尼斯。

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因此我打开我的小收音机。频率指针指着法兰克福美国军队网络台，那个美军台。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鲍勃-迪兰的声音，千真万确。“那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我马上又把机子关掉了，继续喝酒，想昂热拉。我的身体因渴望她而疼痛。

凌晨四点我已酩酊大醉。于是我要求接通戛纳的电话。过了一会儿昂热拉来接听。我讲话有点儿费劲，但是特别清楚。起初她没反应过来。

“我不想再跟你来往。”她说“你在哪里？在‘庄严’酒店吗？你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

“我在杜塞尔多夫。”我说。

“哪里？”

“在德国。在杜塞尔多夫。”这回我们互相讲的是法语。昂热拉还迷迷糊糊的，没法讲德语。

“你不在戛纳？”

“不在。我不得不回来。”

“你事先没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勇气打。”

“昨天刑警们到过我这里。他们找你。在你离开我这里之后，你失踪了。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家酒吧，然后去了一个婊子那儿。”我说“基尔伍德被杀了。”

“这我知道。你以为这里出了什么事呢？记者，记者。来自全世界。基尔伍德的律师们。美国的警官。但一切都进行得很保密。报纸只报导了谋杀，显然是要避免一场丑闻。噢，罗伯特，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对你讲了真话。”

“是的，到最后。但你起初撒谎了。”

“现在我不再撒谎了，昂热拉。”我说“我不在我妻子身边。我离开了她”

“噢，老天。”昂热拉说。

“我是从一家酒店打的电话。”我告诉她是哪家酒店，给了她电话号码。

“等等。等等。我先得取我的眼镜取点写字用的东西号码是多少？”

我又从头说了一遍，她记下来。

“我离开了我妻子，让你看看，我对你讲的是实话。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已经好长时间不爱了。明天我去找律师——我指的是今天——申请离婚。当然，我对离婚负有责任。”

昂热拉听后沉默了许久，我甚至以为她挂掉了。

“昂热拉！”

“嗯。”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你再来吧，罗伯特”

“行，昂热拉，行。”我说，这时我体内的疼痛消逝了，像是被一场奇迹吹走了。

“你什么时候来？”

“我还不清楚。”

“很快吗？”

“我尽量快。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快。我在这里有事。我明天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你随时可以打，”昂热拉说“上午，晚上，夜里，凌晨，就像现在这样。我会一直在家，等你的电话。你感觉怎么样？”

“可怕，”我说“非常幸福，幸福无比。两者都有。”

“我也是，”昂热拉说“我也是，罗伯特。但是特别害怕。咱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没什么不对，我对你讲，我的婚姻只剩下了装模作样。”

“是的，这点我现在相信了。否则我现在也不会搭理你。但这还是不对。”

“不是。”我说。

“就是！”昂热拉说“上帝会因此惩罚我们。”

“为了我们彼此相爱？”我问。

“你知道为什么。”昂热拉说“你不能跟上帝赌。”

“但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只能这么做。”我说“自从我爱上你之后，就不能了，昂热拉。” 又是一段无尽的间歇。电话听筒发出了杂音。

然后她说：“我也不能，罗伯特。”昂热拉说“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

“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我说。她默然不语。

“你不相信吗？”

“不，”她说“可我真想相信它。你喝醉了酒，对不对？”

“对，”我说“很厉害。”

“我希望我也能醉。”昂热拉说“那就明晚再说。我等你的电话，罗伯特。我”然后线路突然断了。我考虑是不是再挂一个电话，但后来我放弃了。我坐在那里，双脚搁在一张桌子上，喝着酒，眺望飞机场上的无数灯光。那许多灯让我回想起戛纳。一架飞机直接从酒店上空飞走了。我看到它的航行灯闪烁着直冲我飞来，后来飞行员将它陡然拉高，但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很轻。我蓦然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一点也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