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星期一早晨，一大早，装有我的东西的两只箱子到了。家具搬运工把它们搬进昂热拉的房子里。运输快得惊人。搬运工打开箱子，就收起他们的小费走了。昂热拉非常激动。

我们一起把所有的东西整理到昂热拉为我腾出来的壁橱里，她一边欢笑唱歌。她看到我收集的象时大为兴奋。在她自己的收藏橱上还有空位，昂热拉将我的象安放在那儿。

“它们得错开来放，你的和我的，”她说“因为它们现在全属于我们了。咱们是一个家庭，咱们俩和咱们的象。”

那只西里西亚小马在书架上也找到了一个位置。终于把一切都整理好了，昂热拉突然迸出泪来，我吓了一跳。

“什么事？昂热拉，亲爱的，你怎么了？”我把她贴在我身上。

“没事儿”

“你怎么了？请你告诉我！”

“我我只不过是太高兴了。”她抽泣道“你终于真的来到我身边了！”

“对。”我说，越过她的肩头望出去，从平台上眺望灯火照亮的海洋。“终于真的到了你身边。”

50

“您叫人打电话给我，赫尔曼夫人？”

“我写完了。这儿就是。”钻石伊尔德说。她跟平时一样躺在她的洛可可床上。今天她没戴首饰，看上去筋疲力尽。这是星期一下午，很早。她指着床边的一叠纸。我坐下，非常仔细地阅读钻石伊尔德的招供，一个字一个字，一行又一行。她果然承认了一切，说出了地点、时间和姓名。她只是没有说出那个受雇的职业杀手的名字。她似乎真的不认识他。基尔伍德死了，他不可能再讲出来，萨冈塔也肯定拒绝了这么做。

“满意吗？”伊尔德恨得牙痒痒地问。

“是的。”

“您索要的其它钱怎么办，那每月的特殊费用？您希望怎么得到它？”

“这我还会通知您。”

“何时？”

“很快，赫尔曼夫人。”我说。

我拿着伊尔德的招供，坐车到了公证员查尔斯-黎贝勒处。我们将这些纸封进一只大马尼拉信封里，随后前往巴黎国家银行，把信封存放进租用的保险柜里。然后我告别黎贝勒，穿过城市，直逛到十字架路。我在河滨大道上伫立了很长时间，看着远方那两艘航空母舰。我想，我现在并不比所有那些对赫尔曼之死负有责任的人好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得符合逻辑，是正确的。我又看到了那个年轻画家，他正在这里展出他的画作。他马上也认出了我，非常礼貌地打招呼。我走向他，他告诉我，我带给了他运气。这期间他已经卖出了四幅画。

“太好了。”我说。

他发觉我在眺望海，也跟着我眺望。

“这么一艘航空母舰大得不可思议，对不？”

“对，”我说“真是大得不可思议。”

51

跟“保安警”相反“棕榈海滩”赌场是一座现代化建筑，宽宽的、长长的，房间很大。七月四日晚，它的正面被灯光照耀着，一辆又一辆的车向大门口驶来。警方封锁了“棕榈海滩”前面的整个广场。昂热拉和我坐着克劳德-特拉博的劳斯莱斯赶来。赌场里的服务员搀扶帕斯卡勒和昂热拉下车。一个人将劳斯莱斯开到了停车场上。克劳德和我穿着白色的晚礼服马甲。帕斯卡勒穿着一身紫色的晚礼服。昂热拉则穿着那件橘黄色的麦斯林纱的晚礼服，有许多钟形的褶儿；那是她在胡安派恩斯的“老英格兰”买的。她戴着我送给她的耳环和结婚戒指，还有一只大钻戒和一根钻石项链——这是她工作挣得的首饰。

一块红地毯一直铺到门口。我们踩着它，走进“棕榈海滩”长长的回廊。左边，一动不动地站着法国警察，身穿蓝色制服，白绑腿、白手套和白警帽。右侧，同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一身白的美国水兵。灯光照向我们。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照相机咯嚓咯嚓地响。我们从那些一动不动的男人们中间穿过，穿过室内来到外面的大平台上。这里，最前面，挨着主席台，是酒店老板领着我们去的那张桌子。平台一直伸到水面，台子后面是大海，它在无数灯光下波光粼粼。两根木支架上安装了电视摄像机。三名工作人员扛着小型摄像机在桌子之间穿来穿去。还有摄像师，肯定有二十几个。

今天晚上在这里聚会的是人们称为蓝色海岸边的社交界的头面人物。想到我坐在这个位置多么不合适，而对于昂热拉和我，我们坐在这里又是多么必要，在这里，在许多非常富有的人们当中，在非常著名的人们和非常有权势、非常美丽的人们当中，想到这里我就头晕。昂热拉和特拉博夫妇把他们看到的一一告诉我：戛纳和尼斯的市长，法国南部地区的政治家、许多部门的负责人、贵族、画家、音乐家、科学家、企业家和银行家——当然有泰奈多斯夫妇、法比安夫妇、萨冈塔纳夫妇、泽贝格和托威尔。先后到达的还有很多法国和美国的高级军官。妇女们穿着晚礼服，男人们穿着燕尾服，军官们身穿制服，胸佩勋章。我在这里看到的首饰，加在一起肯定价值有一亿。

当我们被带到我们的桌上时，在寻常的嘈杂声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间歇。我看到，很多人惊讶地朝我们望过来，就好像他们全都暂时屏住了呼吸似的。一位摄影师后退着，拍摄我们。我知道，这听起来愚蠢和先入为主，但并不是先入为主，而是事实：今晚汇集在这里的所有美轮美美的女人们中，昂热拉是最美的。她的红发金光闪闪，她的脸容光焕发，棕色皮肤上的黄衣服合身极了。灯柱上射，照亮了两面旗帜。它们挂在一起，美国的和法国的。一艘航空母舰的乐队在演奏马赛曲。所有的人站起来。紧接着法国国歌之后是美国国歌。我们也站着听完，穿便装和军装的美国人将右手放在心口上。后来一支乐队出现在台上。它先是演奏歌剧乐曲，然后是常演不衰的爵士乐。电视的光线从我们头上扫过，总是有一位拍摄人员在拍我们这一桌。

“这样就行了，对不？”帕斯卡勒问。 “是的，”我说“谢谢，帕斯卡勒。”

空气很暖，没有一丝风，大旗子软软地垂着。上菜时，邻桌的一位夫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戴着齐肘的手套，也不脱去，手指伸在手套里，吃着黄油小白面包，等下一道菜。那手套本是白色的。现在它们退色变灰了。这个人看上去让人没胃口。帕斯卡勒觉察了我的目光。

“那一桌坐的全是我们这里的高雅贵族中最高雅的。”她说“你关注的那位戴手套的夫人是女伯爵”她报出一个名字。

“她总是这样吃饭吗？”

“对，”帕斯卡勒说“这在伯爵中似乎很普遍。至少在她的伯爵家庭里。这位夫人也总是戴着这副手套玩轮盘赌，每天晚上。”

“戴着同一双？”

“戴着同一双！也许她迷信。”

“不管怎么样，她非常重视卫生。”克劳德说“她老是向众人讲，光着手指摸筹码是多么不卫生。”

饭后，一个芭蕾舞团上台翩翩起舞。赌场的屋顶上打下不同颜色的灯光。它们将图像变成一会儿蓝色、一会儿红色、一会儿黄色、一会儿绿色。今晚的明星已预报过了：艾斯特尔-奥法里姆。她唱美国的、法国的和以色列的歌曲，得到了很多掌声。后来大台子空了，供大家跳舞。

先是特拉博跟昂热拉走上前去，又是被一些摄像机跟踪着，又是被许多目光跟踪着。我带着帕斯卡勒。我们跳舞，被拍照。台子满了。这下平静终于结束了。我们几乎到不了我们的桌子。紧接着特拉博，那位全权总代表泽贝格跟昂热拉跳舞。他过分礼貌地、几乎是谦卑地请她跳一曲。在他之后是泰奈多斯、法比安、托威尔、萨冈塔纳、戛纳的警察局长、美国大使和一些军官。有一会儿，我单独坐在桌旁，这时比安卡-法比安突然站到了我面前。她的衣服又几乎露出乳房来。

“您不会再生我的气了吧，卢卡斯先生？”

“为什么生气？”我站起来。

“您知道为什么。我行为失礼，真抱歉。我请求原谅，请您接受我的道歉。”

“那当然，”我说“这种事谁都会碰上的。”

“这么说您不再生我的气了？”

“一点也不！”

“那么请您跟我跳舞。”

于是我跟比安卡-法比安跳舞。这位从前的“丽岛”女郎，她让她的下身顶着我的下身。我们几乎无法离开原地。电视摄像机嘤嘤地响，摄像师的闪光灯闪个不停。跳完舞，比安卡陪我回到泰奈多斯的桌子。我又跟梅丽娜-泰奈多斯跳，然后跟玛丽娅-萨冈塔纳跳。最后，我终于轮到跟昂热拉跳了。这是一曲华尔兹，我说：“现在咱们要露一手给他们众人看看。”

我紧紧地搂着昂热拉，好像我们是一体似的。所有的电视摄像机都对着我们，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其他的舞伴一下子退后了。我们单独在台子上，在大旗子下面，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方。当华尔兹结束时，围着我们的人都发出热烈的掌声。拍得最响的是比安卡-法比安和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

“好了，”昂热拉说“人们好像原谅了我们。”

“是的，”我说“好像是这样。”我细看他们，那些非常富有、非常有权势、非常有名、非常美丽的人。我想起加斯东-迪尔曼和他的话。

“我们的世界是邪恶的。它还将邪恶下去”

我们刚刚回到桌旁，所有的探照灯全熄了，在我们周围烟火齐放。我们像是坐在一座喷发的火山中央。烟火不停地在我们头顶爆炸，色彩纷呈的图画盖住了夜色下的天空，星星、鲜花、谷穗和炸裂的灼热的球。烟屑如雨，纷纷落下，落进海里，海里映出整个奇观。

昂热拉抱住我的胳膊，对着我的耳朵说：“圣诞节和复活节也是这样的。咱们将一起经历。我的上帝，罗伯特，我做梦都没想到过，我这辈子还会有这种经历，这种奇妙的事情。”她侧身向前来吻我，烟花爆竹继续在我们周围爆炸。

52

大多数客人当然都还到大赌厅那边去，里面有比“保安警”多得多的赌台——这才是个名副其实的夏日赌场。昂热拉小赌赌，输了。我不赌，坐在一张很长的吧台旁，一杯接一杯地喝香槟。我一下子感觉到特别疲累和沮丧。我又要了一杯，发觉我醉了，感觉好些了，抬头向收银处和兑换柜望过去。那后面是有钢制自锁保险箱的小房间。十三号属于昂热拉。现在，那个保险箱里放着那只信封，内有两张苏黎世银行高达一千七百八十万零五百瑞士法郎的付款收据。这是一个美好的想象，我不停地再三想象。

克劳德-特拉博向我走来。他赢了，还想赌，但是他口渴。

“我相信你非常成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