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各级卫生部门的也不少，主要是艾滋病防治措施落实有偏差。

    可以说，这是一次全方位、多层次对《艾滋病防治条例》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更是一次对《条例》的再次宣传和贯彻。

    县政府在制定的整改方案中，提出了将艾滋病困难家庭或个人纳入低保补助的范畴，补助标注和国家相关低保补助政策接轨。

    安朵认为，到目前为止，临江县各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体制机制基本上搭建起来了。

    艾滋病“扩大检测、扩大治疗”的防治策略已经做到了“步步为营”，各项措施正在推进之中。

    第57章 破解情与法的困局

    当检测出hiv阳性之后，结果告知就成为必须要捅破的窗户纸。

    而如何捅破这层窗户纸，却让安朵她们这些艾滋病防治一线工作者陷入了被动。

    安朵、赵安全、袁复生、甘甜四人都曾经遭受过来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的威胁。

    “你把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结果告诉我的老婆，我杀你全家。”

    “我得了艾滋病，本身就够倒霉的了，你别弄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你如果把我得艾滋病的结果告诉我老公，我就跑来你们办公室楼上往下跳。”

    而这种威胁来源的主因，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不想或惧怕检测结果被配偶和家人知道，而导致众叛亲离的下场。

    不过，hiv阳性结果告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艾滋病病毒预防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艾滋病病毒的二代传播。

    每年的十二月一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二零零九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为：“普遍可及和人权”。

    安朵越来越感觉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临之际，因告知而出现的困惑和问题，亦随之而来。

    安朵的一篇通讯发表在《滇云省艾滋病工作简讯》上，她在文章中提出了“社会有责任提供告知后的保障、知而不告更应究责”等诸多内容。

    今年前十个月，临江县共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百三十例，其中艾滋病病人三十六例，死亡二十一例。

    性传播仍是临江县艾滋病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

    安朵发现，临江县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与正常人结婚的例子。

    甚至有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明知自己有感染情况仍与非婚伴侣发生性关系。

    在国内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安朵看到过这样的研究——

    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一个健康男子和一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女性x交一次，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大约是五百分之一。

    如果将上述两人的性别交换，健康女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几率约为两百分之一。

    因此，专业艾滋病防治人员有着这样的共识：

    hiv阳性结果告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艾滋病病毒预防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艾滋病病毒的二代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