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冬天是很难熬的。棉花尚未普及，人们的衣物并不防寒，薄薄的布料盖上十几层，有时也依然觉得单薄。

    每一年，京城内外都会冻死不少人。

    为了避免我的未婚夫也成为那些“不少人”中的一员，我经常会半夜起来，在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中，悄悄地探手摸摸他的脉搏，测测他的体温，确定他还有呼吸。

    他总是还有呼吸。

    我的未婚夫对于活着这件事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执着，我有时候都怀疑他热衷的并不是活着这件事本身，而是某种别的东西。

    投映在这别的东西上的情绪，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名字的话，可能叫作不甘。

    或者说，是愤怒。

    那冰冷的愤怒被很好地掩藏在俊雅的外表之下，不论是谁，见过他优雅的举止、不凡的谈吐，都难以想象这个人还会有另一幅面孔。

    十六岁那年，我的未婚夫病情恶化。先前明明有所好转，却忽然急转直下。

    我记得那是一个大白天，差不多正好是午膳的时间，京城里最好的大夫来给他看病。那是一位特别好心肠的大夫，每次都要写下详细的医嘱，将油纸包好的药材交给我，叮嘱我务必注意他的病情，好好照顾他的身体。

    房间里传来响声，有什么重物倒了下去。我拉开门，笑容和蔼的医师脑袋被刀劈开，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暗红色的血迹濡湿了地板，我那病弱的未婚夫将刀扔出去的手还停在空中，指节颤抖痉挛着，眼神看起来好像要吃人。

    我本来可以有机会。

    在那个时候，我本来曾经有过机会。

    “别哭了。”

    我的未婚夫温声细语地说着，用刚刚杀过人的手捧起我的脸。

    我是何时跌坐在地的呢？我不记得了。

    至于眼泪是什么时候流下来的，等我反应过来时，视野已经模糊得什么都看不清了。

    “嘘。”他说，“别怕。”

    摸着我脸颊的手，在警告我别出声。

    但在我胸口撕裂开来的，并不是害怕的情绪。

    有那么一刹那，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为谁而哭，仿佛有哪一条决不可逾越的线，在这一刻彻底崩塌。

    我的未婚夫重新换上平日的面孔，仿佛周围的血腥，倒在地上的尸体不存在一样，苍白的脸上浮起笑意。

    可我看到了。有另一张脸，从那副温和儒雅的表情下长出来，好像破土而出的某种毒物，长满了荆棘和疯狂的花。

    “你得帮我。”

    “别告诉其他人，好吗？”

    “就像你只有我一样，我也只有你。”他装得温情款款，但他的眼睛在说谎，心也在说谎。

    我说：“你不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