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那里遇到过什么人吗？约翰戴问。

    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遇到过人，在其它地方却没有。见到苏联人与在其它国家见到的人们，如中国人，不一样。

    午饭时，安妮奥尔尤因、约翰戴、琼斯和我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后碰了头。霍利斯一直镇定自若，对答如流。

    如果这样下去，他会把自己的罪过洗刷得干干净净。安妮奥尔尤因说。

    午饭后，我们就他的回国问题继续进行了审讯，突然，他失去了常态。虽然他的语气仍然那么坚定，但所有的细节却没有了。他记不起他曾住在什么地方，曾遇见过什么人，曾制定过什么计划，然而在我们的案情摘要里都载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例如他曾住在军情六处的老一辈官员阿尔奇莱尔的隔壁；莱尔曾是盖伊伯吉斯的密友。他俩肯定见过多次，但霍利斯完全记不起他。在以后的一个多小时里，霍利斯结结巴巴，直到他谈起战前参加军情五处以后的经历才恢复了常态。突然间，他又有了精确的记忆。

    那天晚上，审讯小组又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碰了头，对白天的审讯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那空白的一年他干了什么？我问。

    弗琼斯把烟斗放在桌上，很不耐烦。

    你们全弄错了，他说。

    他告诉我们霍利斯从中国回来以后，情况糟透了;他的身体极差而且没有工作，没有前途。琼斯似乎没想到这些情况会使霍利斯更加难于被军情五处录用。霍利斯四处游荡，这是他一生中最想忘记的一段经历。因此，琼斯说，他记不起住在什么地方并不奇怪。

    起初他申请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这种动机就有些古怪。我说。我很认真，但听起来有些挖苦的意味。弗琼斯生气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彼得！他刹住话头，还有一次审讯。

    第二天霍利斯又坐在那里。

    我们开始吗？霍利斯傲慢地问道。约翰戴却一言不发，静静地等着。这是个好方法，可以使霍利斯意识到这次不是由他来负责审讯。

    戴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审讯。

    我还要问问你有关克劳德科伯恩的档案

    这个问题曾在头一天上午提过。霍利斯主动谈了他在牛津时同科伯恩的友谊。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在科伯恩的档案里提及这一事实；按规定任何一位军情五处的官员在处理朋友档案时都应该这样做。霍利斯避实就虚地回答道，当时并没有明确要求非要在档案上记录私人友谊不可。

    这的确是一句谎言，虽然只是小小的一句说话，但毕竟是句谎言。案件摘要里的一个完整附件证明在战前军情五处记录友谊的事非常普遍，而霍利斯肯定是知道这一规定的。